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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隐镇在地图上没有坐标，只有一条通往它的路：在高速公路尽头，向左拐进一片杉树林，跟着一条被雨水洗白的碎石路一直向前，直到手机信号彻底消失。
我第一次抵达，是二〇〇五年的秋天。那天我拖着一只坏掉轮子的行李箱，箱子里装着我全部的大学课本和一张被揉皱的退学通知。天色将晚，雾从林间漫出来，像谁打翻了一壶牛奶。我闻到潮湿的松脂味，也闻到自己身上的失败味。
“再往前，就没有回头路了。”路边一个戴毡帽的老人提醒我。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树皮摩擦。
我点点头，继续走。行李箱的坏轮子在碎石上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像一颗不肯愈合的蛀牙。
半小时后，雾隐镇出现在我眼前：一条石板街，十几栋灰扑扑的木楼，街灯是煤油灯改的，灯罩里积着死去的飞蛾。唯一显眼的是镇中心那座钟楼，铜绿色的钟面缺了一角，指针停在十一点零七分。
“欢迎来到雾隐镇。”老人不知何时又出现在我身后，他递给我一把铜钥匙，“镇公所三楼，最后一间。房租按月算，押一付一。”
钥匙冰冷，像一块刚从井底捞上来的铁。
我在雾隐镇住下的第一年，学会了三件事：
1. 这里的雾不是水汽，而是时间的碎屑。
2. 镇上的日历比外界慢七天，每逢第七天，所有人会集体遗忘前一天发生的事。
3. 钟楼底下埋着一口井，井里住着一位能看见未来的女人，但她只回答三个问题。
教我这些的，是钟表匠沈先生。他开了一间巴掌大的铺子，门楣上挂一块木牌：沈氏钟表，免费校准回忆。
沈先生年轻时去过上海，给外滩的钟楼修过齿轮。后来他把所有积蓄换成一张单程车票，回到雾隐镇。“城市太大了，”他说，“大得装不下一个人的孤独。”
他店里的钟表全是坏的，指针要么倒着走，要么跳着走，要么干脆不动。沈先生却坚持它们“走得比任何钟表都准”。“坏掉的钟表才诚实，”他说，“它们不假装时间可以丈量。”
那年冬天，我成了他的学徒。每天清晨，我们拆开一座旧钟，用镊子夹起齿轮上的锈迹，像在考古。沈先生边擦油边讲故事：关于一艘永远在雾中航行的船，关于一个每七年回来一次的邮差，关于钟楼底下那口井里住着的女人——“她年轻时爱上了一个外乡人，那人答应回来娶她，结果死在战场上。她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扔进井里，说既然看不见他，不如看见未来。”
我笑着问：“那她看见未来了吗？”
沈先生停下手中的镊子，铜屑落在工作台上，像一场微型雪崩。“看见了，”他说，“未来就是过去，只是换了一件衣裳。”
我在雾隐镇的第二年，遇见了阿青。
阿青是邮差的女儿，镇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书却多得塞不下，于是阿青把书堆成沙发、茶几、甚至床。她晚上就睡在一本《追忆似水年华》上，说普鲁斯特的句子像羽绒，梦里都是玛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
阿青有把钥匙，能打开图书馆后门的一间密室。密室里藏着所有“被时间遗忘的书”——《雾隐镇志》《失踪人口登记簿》《第七天备忘录》。她允许我读，但禁止我带纸笔。“记忆会自己找出口，”她说，“写下来反而迷路。”
那年我二十一岁，阿青二十三岁。我们在密室接吻，撞倒了一摞《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精装本砸在我脚背上，疼得我龇牙咧嘴。阿青笑到喘不过气，把一枚书签塞进我手心——是张火车票，起点雾隐镇，终点空白。
“等你想离开的时候，”她说，“自己填。”
第三年，雾隐镇开始下雨。
雨不是从天上落下的，而是从时间的裂缝里渗出来。雨点落在皮肤上，会唤起一段不属于你的记忆：七岁那年的鼻血，初恋时口袋里的玻璃弹珠，母亲临终前没说完的半句话。
镇民们撑起了黑色的油纸伞，伞面涂着沈先生调的防回忆漆。但漆会剥落，记忆会漏下来。有一天，面包师老周在揉面时突然大哭，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其实结过婚，妻子在第七天循环里被他遗忘了二十次。
雨下到第七天，钟楼塌了一角。铜钟滚到街心，裂开一道缝，缝里淌出银色的沙子。沈先生说，那是“时间的骨灰”。
那天夜里，阿青带我去了井边。井水上涨，漫过石阶，像一面黑色的镜子。阿青俯身，对井口说：“我想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未来。”
井底传来女人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从我的颅骨内侧响起：“未来是你们现在放弃的另一种可能。”
阿青的脸在月光下苍白。她攥紧我的手，指甲陷进我的皮肤。“那我们放弃的是什么？”
女人笑了，笑声像碎玻璃：“你们放弃的，就是‘不放弃’本身。”
第四年，我决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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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箱还是那只，坏轮子却修好了——沈先生用钟表的齿轮给它做了轴承。我把火车票从空白填到“上海”，日期填了“今天”。阿青没来送我，只在图书馆门口放了一本《爱丽丝镜中奇遇》，扉页写着：
“别回头，除非你想变成盐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