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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镇口，雾突然散了。阳光像一桶冷水浇下来，我听见身后有钟声响起——十一点零七分。
我回头。钟楼完好无损，指针飞转。镇公所的窗户里，阿青正在整理书架，她抬头对我笑，嘴唇翕动，说的是：“明天见。”
上海比记忆中大得多。我找了份工作，在广告公司写文案，每天挤地铁，吃便利店饭团。午夜梦回，我仍能闻到雾隐镇的松脂味，听见齿轮咬合的咔哒声。
第七年的第七天，我收到一个没有寄件人的包裹。里面是一把铜钥匙、一张火车票（起点空白，终点雾隐镇），还有一本《雾隐镇志》的最后一页——那页之前是空白的，现在多了一行字：
“所有离开的人，都会在第七年回来。”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沈先生。他站在钟表铺的废墟里，怀里抱着一座崭新的钟。钟面上没有数字，只有一行小字：
“时间不是河，是镜。你向前走，它向后流。”
我再次回到雾隐镇，是二〇一二年的冬天。
碎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杉树林被砍了一半，镇口竖起了“雾隐古镇景区”的牌子。钟楼被修缮一新，铜钟每天整点报时，游客排着队和“时间井”合影。
沈氏的钟表铺不见了，原址是一家奶茶店，招牌上写着“回忆拿铁，第二杯半价”。图书馆变成了民宿，阿青的照片挂在接待处：她穿着旗袍，笑容标准，像所有古镇宣传照里的“文艺老板娘”。
我在民宿前台问她：“阿青，你还记得我吗？”
她眨眨眼，职业微笑里有一丝困惑：“我们……见过？”
夜里，我独自去了钟楼。井被铁栅栏围住，上面挂一块警示牌：危险，禁止入内。我翻过栅栏，井水早已干涸，井底躺着一面碎裂的镜子。
我对着镜子喊：“我想知道，如果我当初留下，会怎样？”
镜子的碎片里浮现出无数个我：有的在修钟表，有的在图书馆接吻，有的抱着孩子站在雨中，有的白发苍苍坐在钟楼台阶上。每一个“我”都抬头看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这时，我听见身后有熟悉的咔啦咔啦声。回头，是我的行李箱——轮子又坏了，像七年前那样。箱子里躺着那本《爱丽丝镜中奇遇》，书页自动翻开，停在最后一章：
“爱丽丝问红皇后：‘为什么我在这里奔跑，却总是在原地？’
红皇后回答：‘你必须跑得更快，才能留在原地。’”
第二天清晨，雾隐镇下起了雨。
我站在民宿门口，看着游客们撑开五颜六色的伞，像一群惊慌的鹦鹉。雨点落在他们脸上，没有唤起任何记忆——这里的雨，已经只是雨了。
我走到镇公所旧址，三楼最后一间房门紧闭。我把铜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房间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座钟，指针停在十一点零七分。
我坐下来，听见钟摆开始摆动。滴答，滴答。每一下都像是阿青的呼吸，沈先生的镊子，老周的哭声，我自己的心跳。
不知过了多久，门被推开。阿青站在门口，穿着那件七年前的蓝毛衣，头发上有松针。她手里握着一张火车票，起点雾隐镇，终点空白。
“我填好了，”她说，“终点是‘留下’。”
后来？没有后来了。
雾隐镇的故事，和所有关于时间的故事一样，结束在开始的地方。
如果你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会指向那座钟——它永远停在十一点零七分，但秒针正在倒着走。
如果你问我，阿青和“我”有没有在一起？我会反问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是共享同一段记忆，还是共享同一段遗忘？
我只知道，每个第七天，雾隐镇会下一场雨。雨里，有人记起自己是谁，有人忘记自己不是谁。而钟楼底下那口井，偶尔还会传出女人的笑声，像在说：
“你看，时间从来不是敌人，它只是我们用来测量孤独的工具。”
至于那把铜钥匙，我把它埋在了井边。如果你路过，也许会挖到。但别急着开门——先问问自己：
你准备好，接受门后那个没有“如果”的世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