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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槿之这次走了很久。
不是三天，不是五天，是整整三十二天。三十二天里，他给许兮若发了四百多条消息，打了二十多个电话，每一通电话的开头都是“快了”，结尾都是“等我”。但“快了”这个词像那拉村的月亮，看着近，走起来远，走了一天一夜，还在天边挂着。
许兮若已经不数日子了。她把日历从墙上撕下来，放在抽屉里，和那封信叠在一起。眼不见，心不烦。但心还是会烦，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烦，是那种闷闷的、沉沉的烦，像南市秋天的回南天，墙上渗水，地板返潮，衣服晾三天还是湿的，摸上去凉凉的，黏黏的，穿在身上，贴着皮肤，甩不掉。
她把那件蓝布衣裳洗了。不是想洗，是不得不洗——穿了三天，袖口脏了，领口也脏了，槐花汁的印子还在，但衣裳的其他地方变得灰扑扑的，像蒙了一层雾。她把它泡在水里，打了两遍肥皂，搓了又搓，漂了又漂。水是浑的，泡沫是灰的，她搓着搓着，觉得手里搓的不是衣裳，是那几天的日子——那些在槐树下缝衣裳的日子，那些和念归追猫的日子，那些坐在灶台边等粥熬好的日子。她搓得用力，想把那些日子洗干净，又怕洗得太用力，把槐花汁的印子也洗掉了。那个印子是她和那拉村之间最后的连接，像一根线，细细的，但连着。
她拧干衣裳，晾在阳台上。南市的太阳很大，晒得衣裳冒白气，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滴在地板上，啪嗒啪嗒的，像一个人在哭。
衣裳干了以后，她摸了摸那块印子，还在。她松了口气，又觉得这口气松得可笑——一个印子而已，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呢？但她知道有关系。印子在，那拉村就在。印子不在，那拉村就远了。
三十二天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是摸一摸手指上的戒指。戒指还在，她就安心了。戒指在，他就还在。他说了会回来，就会回来。念归说的，姐姐说的。她把自己说过的道理，拿回来劝自己，像一个人用自己的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暖是暖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少了另一只手。
高槿之在电话里说，广城的项目彻底卡住了。合作方的老板换了人，新来的不认旧账，之前签的合同作废，一切从头谈。从头谈，从头等，从头盼。许兮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吃一碗泡面。面在嘴里嚼着，嚼着嚼着，嚼不出味道了。她把筷子放下，看着碗里的面汤，汤面上漂着一层油，红红的，亮亮的，像那拉村的晚霞。但那拉村的晚霞是暖的，这碗油是凉的。
“许兮若？”他在电话那头叫她。
“在。”她说。
“你不说点什么吗？”
她想了想，说：“面凉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给你点个外卖。”
她笑了。笑声很轻，轻得像泡面碗里冒出来的白气，飘了一下就散了。“不用。我自己会点。”
“那你点。点好的。别吃泡面了。”
“好。”
她挂了电话，没有点外卖。她把那碗凉了的泡面端起来，把汤倒了，把面倒进垃圾桶。碗放在水池里，泡着水，等着洗。她站在水池前，看着那只碗，看了很久。碗是白色的，碗底有一朵蓝色的花，花心里有一个字——“福”。她用手指摸了摸那个字，凹下去的，滑滑的，像一道疤。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拿起手机，翻通讯录。通讯录里有几百个名字，但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同事？不想说。家人？不敢说。她妈上个月打电话来，问她和老高的事什么时候办，她说快了，快了。她妈说，快了是多久？她说，很快了。她妈没再问，但叹了口气，那口气从电话那头传过来，沉沉的，像一块石头，砸在她胸口上。
她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翻到“安安”的时候，停了。
安安是她的从小玩到大的发小，睡下铺，性格像风，来去匆匆的，说话不拐弯，做事不磨叽。大学四年，许兮若失恋了两次，每次都是安安陪她，不是劝，是陪。安安不会劝人，她只会说两句话——“吃了吗？”“走，吃饭去。”吃完了，心情就好了。吃不好，就再吃一顿。
许兮若看了看时间，晚上十一点。安安这个点应该还没睡——她是个夜猫子，越晚越精神。她按了拨号键，响了三声，接了。
“喂？”安安的声音很亮，像一盏灯，一开就把屋子照亮了。
“安安，是我。”
“我知道。怎么了？声音不对。”
许兮若愣了一下。她以为自己的声音很正常，但安安一听就听出来了。安安的耳朵像她的眼睛一样好使，在球场上，队友在背后喊一声，她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
“没事。就是——”
“又没领成？”
许兮若没说话。安安的嘴太快了，快得像她的脚步，你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到了篮下，把球投出去了。
“我就知道。”安安说。“你那个高槿之，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忙得脚不沾地的。你呢？你是不是又一个人在吃泡面？”
“没有。”许兮若说。说完了才想起来，晚上确实吃了泡面。
“你骗人。你一骗人声音就变细，跟蚊子似的。”
许兮若笑了。这次的笑比刚才真一些，像从水里捞出来的，湿漉漉的，但好歹是真的。
“安安，我想出去走走。”
“去哪？”
“不知道。就是想离开南市。在这儿待着，哪儿都是他的影子。沙发是他坐过的，餐桌是他吃过面的，门口是他站过的。我受不了了。”
安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你去找佳佳吧。”
“佳佳？”
“嗯。她在杭城开民宿，上个月还发朋友圈说淡季没人，让我们去住。你去了，有地方待，有人陪，还能看看西湖。比在南市发霉强。”
许兮若想了想。佳佳也是大学同学，学旅游管理的，毕业后在酒店干了两年，攒了点钱，跑到杭城开了一家小民宿。民宿开在西湖边上，不大，七八间房，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佳佳的性格和安安不一样，安安是风，佳佳是水。风来了你能感觉到，水来了你不知道，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泡在里面了。
“我明天请假。”许兮若说。
“请几天？”
“不知道。先请一周吧。”
“行。我给佳佳打电话，让她给你留间房。我也去。”
“你也去？你不用上班？”
“我辞职了。”
“什么？”
“辞了。上周的事。干了三年，腻了。老板天天画饼，画得我都胖了。不吃了。还是以前咱俩开店那会儿惬意。”
许兮若笑了。安安说话永远是这样，像投篮，干脆利落，进了就是进了，不进就是不进，没有中间地带。
“那你来我家找我，我们一起过去。”
“不用。我直接去杭城。你从南市出发，我从北城出发，在杭城汇合。明天下午，西湖边上，不见不散。”
“好。”
挂了电话，许兮若把手机放在胸口，躺了一会儿。安安的声音还在耳朵里转着，亮亮的，像一盏灯，把屋子里的黑暗赶走了一些。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光，橘红色的，弯弯的，像一个月亮。但那拉村的月亮是圆的，是亮的，是挂在槐树上面的。南市的月亮是弯的，是暗的，是躲在云层后面的。
她闭上眼睛，这一次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第二天一早，她给领导发了消息，请了五天假。领导回了两个字——“好的”。她看着这两个字，觉得“好的”和“好”不一样。“好”是答应，“好的”是知道了，但不一定答应。但她不在乎了。五天也好，三天也好，她都要走。她需要离开南市，离开这间公寓，离开这扇门，离开这张床。她需要去一个没有高槿之的地方，哪怕只待五天。
她收拾行李。带的东西不多——两件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品，一本书，还有那枚戒指。戒指她没摘，戴在手上。她想了想，又把那袋干槐花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包里。槐花的香味已经很淡了，淡得像一个人的呼吸，凑近了才能感觉到。她把袋子封好，放在包的内层，拉上拉链。
她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公寓。沙发、茶几、电视柜、绿萝，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地板还是那个地板，墙壁还是那个墙壁，但少了点什么。少了一个人。少了那碗面。少了那句“我走了”。
她关上门，锁好，把钥匙放进口袋里。钥匙碰到了什么东西，凉凉的，硬硬的。她掏出来一看，是那枚木头戒指——她早上摘下来放在口袋里的，忘了戴回去。她站在门口，把戒指重新戴在无名指上，转了一下，还是有点大，但不会掉。
她坐上了去杭城的高铁。车厢里人不算多，她靠窗坐着，把包放在膝盖上。窗外是南市的郊区，厂房、仓库、荒地，一掠而过。高铁快，快得窗外的风景来不及看清楚就过去了，像一个人的脸，在眼前晃了一下，就消失了。不像那拉村的风景，慢，慢得一棵树能看一整天，一朵花能开半个月，一片云能从东边走到西边走一个下午。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高铁的嗡嗡声比大巴的引擎声细一些，尖一些，像一根针，扎在耳膜上。她在这声音里，没有睡着，也没有醒着，在半梦半醒之间，像那拉村的晨雾，在山上飘着，不上去，也不下来。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在干嘛？”
她想了想，回了一条。“在高铁上。”
“去哪？”
“杭城。去找佳佳住几天。”
消息发出去，过了很久才显示“已读”。她盯着那个“已读”看了两分钟，他没有打字。对话框里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像一间没人住的房子。
又过了五分钟，他回了一条。
“好。散散心也好。对不起，我——”
“别说对不起。”她打断了他。“你忙你的。我玩我的。各过各的。”
打完这几个字，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各过各的。这句话说出口，像一把刀，切断了什么。但她不想收回来。她说的是实话。他在广城忙他的项目，她在杭城散她的心。各过各的。不是不爱了，是爱累了。累得像那拉村的井绳，绕了太多圈，拧得太紧了，需要松一松。
他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又说：“玩得开心。”
“好。”
她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转头看窗外。窗外是田野，大片大片的稻田，黄绿相间的，像一块巨大的棋盘。田里有农民在干活，弯着腰，头也不抬。她看着那些农民，想起陈望生。陈望生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是这样，弯着腰，头也不抬，一干就是一整天。她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习惯了。习惯。这两个字多好用。什么都能往里装。累是习惯，等是习惯，爱也是习惯。
高铁到杭城的时候，是下午两点。许兮若走出车厢，脚踩在站台上，感觉地面在晃——不是地震，是坐车坐久了，身体还没适应。她站在站台上，深吸了一口气。杭城的空气比南市湿润，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不是花开了，是这座城市的味道，像一个人的体香，洗不掉，藏不住。
她跟着人流走出站，在出口处看见了安安。
安安站在那儿，一米七五的个子，在一群人里像一棵树。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外套，头发扎成马尾，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不是接人的那种牌子，是一张A4纸，上面用马克笔写了三个大字：“许兮若”。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念归写的。
许兮若走过去，安安看见了她，把牌子一收，笑了。
“来了？”
“来了。”
“走。佳佳在门口等着。她开车来的。”
两个人并肩往外走。安安的步伐很大，一步顶许兮若两步，但她放慢了速度，迁就着许兮若的步子。许兮若看着她的侧脸，安安瘦了，颧骨突出来了，下巴尖了，但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两颗星星。
“你瘦了。”许兮若说。
“废话。辞职了，没钱吃饭，能不瘦吗？”
许兮若笑了。“你骗人。我干妈不是给你打钱了吗？”
“我妈的钱是给我结婚用的，不是给我吃饭用的。我要结婚了，她就不打了。”
“你要结婚了？”
“没有。我骗她的。她催婚催得紧，我说我有对象了，她就消停了。然后每个月给我打钱，说让我攒着结婚用。”
许兮若笑得弯了腰。“你这个人——”
“我怎么了？我这叫智慧。”
两个人笑着走出站，在停车场找到了佳佳的车。佳佳站在车旁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麻衬衫，头发披着，脚上踩着一双布鞋。她看见许兮若和安安，笑了。佳佳的笑和安安不一样，安安的笑是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佳佳的笑是月亮，柔柔的，软软的，照在人身上，凉凉的，很舒服。
“上车吧。”佳佳说。“先回民宿放下东西，然后我带你们去吃饭。”
许兮若上了车，坐在后座。安安坐在副驾驶，把座位往后调了调，腿伸直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佳佳，你这车该换了。”安安说。
“换什么换。能开就行。”
“你这车比我们大学毕业那年还老。”
“老怎么了？老的有味道。你不懂。”
许兮若坐在后座，听着她们拌嘴，嘴角翘着。这种拌嘴她听了四年，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一样——安安说佳佳的东西老，佳佳说安安不懂。但每一遍都不腻，像那拉村的槐花饼，每年都吃，每年都香。
车开出停车场，上了路。杭城的街道和南市不一样，南市的街道是宽的，直的，方方正正的，像一块棋盘。杭城的街道是窄的，弯的，曲曲折折的，像一条河。路两边的树也不一样，南市是榕树，叶子大，树冠宽，遮天蔽日的；杭城是梧桐，叶子小，树干直，一排一排的，像站岗的士兵。
佳佳的民宿在西湖边上的一个小巷子里。巷子窄得只能过一辆车，两边是白墙黑瓦的房子，墙上爬着藤蔓，绿油油的，密密匝匝的，像一床被子，把墙裹得严严实实的。车停在巷子口，三个人下了车，拖着行李走进去。石板路不平，行李箱的轮子在上面咕噜咕噜地响，像一个人的肚子在叫。
民宿的门是木头的，旧旧的，门上有两个铜环，被摸得发亮。佳佳推开门，里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不大，但枝叶茂密，遮住了半个院子。树下摆着一张木桌，几把竹椅，桌上放着一套茶具。院子的角落里有一口水缸，缸里养着几尾金鱼，红红的，在绿水里游来游去，像几朵会动的花。
“怎么样？”佳佳问。
“好。”许兮若说。她说“好”的时候，喉咙有点紧。这个院子让她想起了那拉村——不是像，是感觉。那拉村的院子也是这样的，旧旧的，暖暖的，有树，有猫，有灶台。但这个院子里没有灶台，没有猫，没有玉婆婆。只有一棵桂花树，几把竹椅，一缸金鱼。
安安已经坐下了，把腿翘在桌子上，像个大爷。“佳佳，你这地方不错啊。难怪你不想回北城。”
“北城有什么好回的。雾霾大，人多，车多。在这儿待着，舒服。”
“舒服是舒服，就是不赚钱吧？”
佳佳笑了。“赚什么钱。够吃够喝就行了。”
许兮若坐在竹椅上，把手放在桌面上。木桌糙糙的，凉凉的，像那拉村的槐树皮。她低下头，看见自己手上的戒指，木头戒指，花心里两个字——“念归”。她转了转戒指，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安安看见了她的戒指，凑过来看了看。“这是什么？木头做的？”
“嗯。”
“谁给你做的？”
“高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