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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许兮若请了假。
她在前一天晚上就把假请好了——给领导发了条消息，说家里有事。领导没问什么事，回了一个“好”字。她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觉得这个字真是好用，什么都能回，什么都能答应，什么都能承诺，但什么都不保证。
她起了个大早，比前两天还早。天还是黑的，她没开灯，摸黑穿衣服。还是那件蓝布衣裳，她没洗——不是忘了，是故意的。衣裳上还有昨天的味道，有公交车上的汽油味，有办公室的纸张味，有厨房里的油烟味，但在这层味道底下，还有一层更深的味，是那拉村的味，是槐花的味，是她自己的味。她不想洗掉。
她坐在床边，把戒指戴上。转了一下，还是有点大。她低头看了看手指上那圈浅浅的印子——戒指戴了三天，印子比之前深了一些，像一枚淡淡的胎记。
她把包打开，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在，户口本在，信在，干槐花在。泥人没带——她想了想，还是把它留在床头柜上了。泥人太脆了，放在包里怕碰碎了。她摸了摸泥人的头，说了句“等我回来”，说完觉得自己傻，但也没收回这句话。
她出门的时候天刚亮。南市的早晨，街上人不多，几个晨练的老人在小区里打太极，动作慢得像在水里游。她经过他们身边，闻到了老人身上的药膏味，凉凉的，刺鼻的，和那拉村灶膛里的烟火味不一样。那拉村的烟火味是暖的，是甜的，是让人想闭眼睛的。药膏味是凉的，是醒的，是让人睁大眼睛的。
她坐上了去机场的大巴。车上没什么人，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大巴晃晃悠悠的，司机开得不快，像是在等什么。她看着窗外的街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高架桥、广告牌、加油站、收费站。城市的边缘是荒凉的，有大片的空地，空地上长着杂草，杂草里插着几根电线杆，电线杆上缠着黑色的线，线在风里晃着，像五线谱。
她拿出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到了给我电话。”
消息发出去，过了几分钟，他回了。
“好。广城这边的事还没完，但快了。上午最后一轮谈判，签了就完。”
她看着“快了”两个字，心里动了一下。快了。她听过太多次“快了”。快了是多快？是一天？是两天？是一个小时？是一个月？她不知道。“快了”这两个字像那拉村的山路，看着就在前面，走起来要半天。
但她没问。她回了一个“好”字。这个字她现在用得越来越熟练了，像一个盾牌，挡在前面，把所有的“为什么”“多久”“到底什么时候”都挡在后面。她不想问了。问多了，自己都烦。
大巴上了高速，速度快了起来。窗外的景色变得单调了——树、田、树、田、树、田，一排一排地往后退，像念归在作业本上写的那些字，歪歪扭扭的，但整整齐齐的。她看着那些树，想起那拉村的槐树。高速路边的树不是槐树，是杨树，叶子小小的，密密的，风一吹就翻个面，露出灰白色的背面，像一群鱼在水里翻了个身。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大巴的引擎声嗡嗡的，像一只大蜜蜂在耳边飞。她在这嗡嗡声里，慢慢地睡着了。
梦里她没有去机场，她在那拉村。槐树上的花全落了，叶子也落了一半，地上铺了一层黄，踩上去沙沙的。念归蹲在地上捡槐花，一朵一朵地捡，放在手心里。他的手很小，手心只能放三四朵，但他捡得很认真，像在捡什么宝贝。
“念归，你捡槐花干什么？”她问。
“给姐姐留着。姐姐喜欢吃槐花饼。”
“姐姐在南市，吃不到。”
“那我给姐姐寄过去。爷爷说，寄东西要去镇上，走很远的路。我不怕远。”
她蹲下来，看着他手心里的槐花。花已经干了，黄黄的，脆脆的，边角卷起来了，像一只只小小的蝴蝶，收着翅膀，停在手心里睡觉。
“念归，你说，一个人等一个人，能等多久？”
念归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很亮，黑眼珠大大的，像两颗葡萄。“能等很久。我等我妈妈，等了很久了。她还没回来。”
她的鼻子酸了。“你妈妈会回来的。”
“我知道。”他低下头，继续捡槐花。“她说了会回来，就会回来。姐姐说的。”
她没说话。她看着他小小的手指头，一根一根的，像槐树的枝条，细细的，但很硬，很有力气。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他的手凉凉的，手心里有几朵干槐花，硌着她的掌心，一粒一粒的，像念珠。
大巴晃了一下，她醒了。车在减速，前面是收费站。她看了看窗外，已经能看到机场的航站楼了，远远的，灰白色的，像一块巨大的积木，搭在高速公路的尽头。
她擦了擦眼角——不知道什么时候流的泪，凉凉的，像那拉村的井水。
大巴进了机场，在出发层停下来。她下了车，拖着脚步走进航站楼。南市的机场不大，就一个航站楼，里面人不多不少，有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的，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有在柜台前排队的。广播里在播航班信息，女声很甜，甜得像加了糖精的粥，喝一口就知道是假的。
她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对面是到达大厅的出口。那道门是自动的，有人出来就打开，没人出来就关着。她看着那道门，开了关，关了开，每次开的时候她都伸长了脖子看，每次都不是他。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午九点四十分。高槿之说的，上午最后一轮谈判，签了就完。她不知道谈判要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在广城，她在南市，中间隔着几百公里，隔着一扇自动门，隔着一个“快了”。
她坐在椅子上，把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掏出那封信用小袋子装着的干槐花。她把小袋子打开，凑近鼻子闻了闻。香味已经很淡了，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身上的味道被风吹散了，但还有一点点，藏在花蕊里，藏在花瓣的褶皱里，藏在袋子的缝线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进去的不是槐花香，是那拉村的空气，是灶膛里的烟火味，是泥巴地的味道，是玉婆婆熬粥的甜味。
她把袋子封好，放回包里。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签了。”
就两个字。她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十秒钟，心跳突然快了，咚咚咚的，像有人在她胸口擂鼓。
“签了？”她回了一条，手指头在发抖。
“签了。合同签了。所有条款都过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收拾东西。马上出发。开车回去，两个多小时。到了南市大概下午两点。”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午十点四十分。下午两点，还有三个多小时。
“我去机场接你。”她打了这几个字，又删了。他开车回来，不是坐飞机，去机场接什么？她笑了笑，笑自己傻。
“我去高速出口接你。”她又打了一行。
“不用。你在家等我。我到了直接去你家。”
“好。”
她站起来，腿有点软，不知道是坐久了还是太激动了。她扶着椅子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拖着脚步往出口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道自动门。门开了，一个人出来了，拖着行李箱，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了。不是他。但她不在乎了。他回来了，开车回来，下午两点到。
她走出航站楼，外面太阳很大，晒得她睁不开眼。她眯着眼睛，站在路边等大巴。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一块热毛巾。她站在那儿，嘴角翘着，翘得高高的，怎么压也压不下去。
她坐大巴回家。一路上她都没坐下，就站在车门旁边，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攥着手机。窗外的高速公路白花花的，被太阳晒得发亮，像一条河，河面上漂着车，一辆一辆的，往南市的方向去。她看着那些车，觉得每一辆都像是高槿之的车，每一辆都不是。
她到家的时候十一点半。她没吃东西——不饿，一点都不饿。她站在客厅里，转了两圈，不知道该干什么。她看了看厨房，想给他做一碗面，但不知道他几点到，面煮早了会坨，煮晚了他到了还没做好。她又看了看冰箱，里面有水果，她想切一盘水果等他来了吃，但又觉得切水果太简单了，不像话。
她最后还是决定做面。她把面条从冰箱里拿出来，把青菜洗干净，把鸡蛋打在碗里，把佐料都摆在灶台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他到了再下锅。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等。
她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你到哪了？”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一条。“刚上高速。广城这边堵了一会儿。大概两点半到。”
两点半。比刚才说的晚了半个小时。她看了看钟，现在十二点。还有两个半小时。
“好。慢点开。注意安全。”
“好。”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白白的，平平的，像一张没写过字的纸。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但脑子空空的，什么都想不出来。
她又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中午，空气热得像蒸笼，闷闷的，湿湿的，像一块拧不干的毛巾。楼下的桂花树开着花，黄黄的一簇一簇的，香味被热气蒸出来了，比昨天浓了一些，但还是很淡，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听得见声音，听不清内容。
她站在窗前，等着时间过去。一秒一秒的，一格一格的，像那拉村的井绳，一圈一圈地绕，绕得很慢，但每一圈都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圈都带着水，每一圈都闪着光。
一点钟的时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在服务区休息了一下。喝杯咖啡。有点困。”
“别疲劳驾驶。困了就多休息一会儿。”
“没事。喝了咖啡好多了。继续走了。”
“好。”
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发了一条。
“还有一小时。”
她看着这四个字，心跳又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三千六百秒。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贴在胸口，闭上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很快，很快，像那拉村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槐树叶子上，噼里啪啦的，停不下来。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把灶火打开，烧水。水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冒着一缕一缕的白气。她把面条拿在手里，等着水开。水开了，她把面放进去，用筷子搅了搅，怕它粘在一起。然后她把青菜放进去，把鸡蛋打进去，加盐，加几滴香油。
她端着碗走到餐桌前，把碗放好。然后又走回厨房，拿了两双筷子，两个勺子，面对面摆好。她看了看那两双筷子，觉得它们靠得太近了，又挪了挪，分开一些。又觉得分得太开了，又挪回来。挪来挪去的，像在摆一盘棋。
她坐下来，等。面在碗里冒着热气，白白的，软软的，像那拉村的晨雾。她看着那碗面，咽了咽口水——不是馋的，是紧张的。她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他回来了，面做好了，吃了面，拿了户口本，去民政局。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很顺利。但她就是紧张，手心里全是汗，湿湿的，滑滑的，像那拉村河里的石头，被水冲了一整天，滑得抓不住。
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高槿之的电话。她接起来，心跳得很快。
“到了？”她问。
“许兮若。”他叫她的名字。声音不对，不是那种累的沙哑，是另一种东西，沉沉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咚的一声，沉下去了。
她的心沉了一下。“怎么了？”
“广城那边又出事了。”
她没说话。她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两碗面，两双筷子，两个勺子。面在冒着热气，白白的，软软的，像那拉村的晨雾。但晨雾会散，面也会坨。
“合同签了，但合作方的老板临时变卦了。他说条款要重新审，他不满意。他说——”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像是在忍什么。“他说要重新谈。”
“重新谈？”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槐花瓣落在地上，听不见。
“嗯。全部重新谈。之前谈的都不算。”
她低下头，看着那碗面。面已经坨了，糊成一团，像那拉村的泥巴。她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了。筷子碰到碗沿，发出了一声脆响，叮的一声，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里。
“那你——”
“我快到南市了。还有二十分钟。但我到了之后，可能要马上走。我爸打电话来说，合作方的人下午四点要见面。在广城。我得赶回去。”
她闭上了眼睛。她不想听了。她不想听“快了”，不想听“马上”，不想听“这次一定”。她什么都不想听了。她只想把面前这碗面吃了，吃了就去睡觉，睡了就不醒了，不醒了就不用等了。
“许兮若？”
“在。”她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那拉村的井水，一动不动，没有波纹，没有涟漪，像一面镜子，照着她自己的脸。她看见自己的脸映在那碗面汤里，模模糊糊的，五官都看不清，只有一个轮廓，像一个影子。
“你骂我一句吧。”
她笑了一下。笑声很轻，轻得像风吹过槐花，沙沙的，听不真切。“我不骂你。”
“你骂我。你骂我我就好受一些。”
“我不想让你好受。”她说。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她从来都是说“没事”“我理解”“你去吧”。但这一次，她说了不一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