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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神州大地时，对过去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监管体制的深刻反思，也在决策层、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中悄然展开。这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重要思考，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探索。
一、体系回顾：功过是非的历史审视
在省城召开的工商行政管理研讨会上，年逾六旬的李卫国坐在会议室的前排。这位从建国初期就投身市场监管工作的老工商，此刻的心情格外复杂。墙上挂着总结经验，继往开来的标语，下面整齐地摆放着历年来的监管档案和统计报表。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深入总结过去三十年市场监管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主持人开场说道，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正视问题。
李卫国翻开面前的资料，那些泛黄的纸张记录着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监管的点点滴滴。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市场监管体系在保障基本供给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严格的计划调配和行政管控，确保了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相对稳定供应，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
我记得1960年代初，正是靠着严格的计划管理，才没让饥荒进一步恶化。李卫国在笔记本上写道。但很快，他的思绪又转向了那些令人痛心的教训。
监管体系统得过死的弊端，在实践中暴露无遗。商品流通被严格限制在计划轨道内，市场调节机制几乎完全失灵。李卫国想起1970年代初期，一个普通的自行车票黑市价格被炒到原价的十倍，而监管人员却束手无策。我们不是不想管，而是管得太死，反而管出了问题。他反思道。
更令人忧心的是，单一的监管目标——服务于计划经济，导致监管方式日趋僵化。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调节，层层审批取代了自主经营。张建设，一位年轻的监管干部，在讨论会上直言不讳：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多少是真正为了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为了完成计划指标。
二、存在问题：僵化体制的深层弊端
在市工商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稽查科的几位年轻科员正在热烈讨论。墙上贴着的打击投机倒把标语已经有些褪色，却依然醒目。
你们发现没有，我们80%的精力都花在了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科员小王指着堆积如山的案卷说道，什么倒卖几斤粮票啦，私自卖几个鸡蛋啦...这些真的是我们监管的重点吗？
科长张建国没有立即回答。他知道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整个监管体系的深层弊端。监管目标过于单一，几乎完全服务于计划经济，而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规律。
最要命的是监管方式。老李插话道，什么事都要层层审批，开个证明跑断腿。我表弟想开个小五金店，光是办手续就花了半年时间！
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滋生了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一些地方，监管人员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吃拿卡要，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寻租。张建设就曾亲眼目睹一位个体户为了办个营业执照，不得不请监管人员吃饭，还送了礼品。
这哪是监管？这是在设卡！张建设愤愤不平地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僵化的体制严重抑制了市场活力。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生产者没有积极性，消费者选择有限。李卫国记得1970年代末期，市场上商品种类少得可怜，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而且经常断货。
我们不是没有看到问题，但体制就是这样，谁也不敢轻易突破。一位老监管员无奈地摇头。
三、基层期待：年轻干部的新思考
在省工商局组织的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张建设第一个举手发言。这位1975年参加工作、充满改革热情的年轻干部，对现状有着深刻的思考。
各位领导，我想提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监管总是跟不上实际需要？张建设开门见山，现在农村都开始包产到户了，城市里也出现了个体经营，我们还在用老办法管理新问题。
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年轻人的共鸣。科员小李接着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新的管理方法。我在报纸上看到，国外有负面清单制度，只要不违法的都可以做，我们能不能借鉴？
还有激励机制！小王补充道，现在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有积极性？我们应该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奖优罚劣。
这些年轻干部的声音，代表了基层监管体系中最鲜活的力量。他们渴望打破大锅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他们渴求新知识、新方法，希望能用更科学的方式管理经济。
李卫国坐在会议室的后排，静静地听着年轻人们的讨论。这些观点让他既感到新鲜，又有些不安。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工作方式可能真的需要改变了。
四、人物转变：老监管干部的觉醒
回到办公室，李卫国陷入了沉思。桌上摊开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关于广东三来一补企业的调研报告。这些新兴的经济形式，完全超出了传统监管体系的认知范围。
老李，你发什么呆呢？同事推门进来，听说你要带新人下去调研？
李卫国点点头。这次调研任务，是去广东了解那些新兴的三来一补企业。虽然心里还有些抵触，但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李卫国的认知。在深圳的一家三来一补工厂里，他看到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生产着出口产品；在东莞的集市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交易活跃。
李科长，我们这里的企业都是自负盈亏，政府只提供服务。当地一位干部介绍说，效率高得很！
李卫国问一位企业主：你们不怕政策变化吗？
政策再变，也变不出经济发展的规律。企业主笑着回答，只要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什么政策我们都支持。
这次调研对李卫国触动很大。回到单位后，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坦言：我承认，过去我们光靠堵是行不通的。市场有市场的规律，我们不能总是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市场调节。
这番话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年轻干部们纷纷点头，就连一些老同事也若有所思。
五、理论准备：决策层的战略思考
在北京的某个会议室里，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们正在深入研究东欧模式和国际经验。桌上摆满了各种资料，从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到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从日本的产业政策到新加坡的政府引导。
同志们，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搞建设了。一位领导开门见山，要改革，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适合中国国情。
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应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入市场调节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有人提问。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另一位专家回答，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全的计划经济效率低下，而完全的市场经济又容易导致贫富分化。我们需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这些深入的理论探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决策者们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又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体制。
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部，一场静悄悄的变革也在酝酿。年轻干部们自发组织学习小组，研究国际上的监管经验；老同志们则在实践中慢慢调整工作方式，给市场主体更多的空间。
李卫国开始鼓励年轻同事们大胆创新：你们有什么新想法，都可以试试看。错了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敢于突破。
张建设兴奋地说：李科长，我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搞个，在某个集市上尝试新的管理办法？
好啊！李卫国拍板道，就按你说的办！出了问题我担着！
这一刻，中国市场监管体系变革的种子，已经在实践与思考中悄然萌芽。它将在不久的将来，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