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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中国大地上，改革的种子正在悄然萌发。当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经济领域的基层创新也如同星星之火，在南国沿海和广袤农村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这一年，中国市场监管体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南海之滨的创新萌芽
1978年夏末，深圳蛇口渔港的晨雾还未完全散去，一艘来自香港的小型货轮缓缓靠岸。船舱里装载的不是寻常货物，而是一批崭新的电动缝纫机零件。岸边，几位衣着朴素的农民企业家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忐忑交织的光芒。
李经理，这批零件要是能顺利组装，咱们就能接香港的订单了！一位戴着眼镜的技术员小声说道。
被称为李经理的中年男子点点头，目光却始终盯着远处海关大楼的方向。他创办的这家来料加工企业，是宝安县第一家尝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的企业。然而，这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在当时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连企业登记该归哪个部门管都说不清楚。
在距离渔港不远的宝安县工商局，一场低调而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科长陈志强面前摊开着一份香港商会的来函，上面详细询问在宝安投资设厂的手续问题。
老陈，上面的精神是不宣传、不争论，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啊。副科长王建国推了推眼镜，指着窗外隐约可见的香港地界说道。
陈志强深吸一口气，环视着办公室里几位年轻的科员：咱们得想个变通的办法。香港商人要来投资，我们不能挡着，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定。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为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办理营业执照，但在经营范围一栏做了灵活处理。当第一张特殊格式的营业执照交到香港商人手中时，双方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这简直是破天荒！香港商人握着营业执照感叹道，在别的地方，我们连门都进不了。
陈志强却不敢有丝毫松懈。他知道，这些变通做法一旦被上级知道，可能会招来麻烦。但看着县里逐渐热闹起来的工厂区，听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他又觉得这一切值得冒险。
二、农村集市的悄然复兴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田野间展开。1978年秋收后，村民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昏暗的油灯下，18位农民神情紧张地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决定偷偷实行包产到户。
老严，要是被发现了，咱都得挨批斗啊！一位老农颤抖着声音说道。
严宏昌咬咬牙：挨批斗也比饿肚子强！今年再歉收，村里怕是要饿死人了！
几个月后，当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创下历史纪录的消息不胫而走时，整个安徽农村都为之震动。1979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安徽、四川等地悄然推广。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农村集贸市场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恢复。
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小镇集市上，清晨的天色还未完全亮起，狭窄的街道两旁就已经摆满了各式摊位。新鲜蔬菜、家禽家畜、手工制品...应有尽有。监管干部老张蹲在一个蔬菜摊前，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不禁回想起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冷清。
老张，来尝尝我家的新摘的黄瓜！摊主老李热情地招呼道。
老张接过黄瓜，笑着问道：生意怎么样？
托改革的福，现在政策松动了，咱们农民也能卖点多余的农产品了。老李一边整理摊位一边说，就是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老张心里明白，这些集市贸易的恢复，对监管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过去那种严格限制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管理才能既活跃市场，又不至于失控。
回到县工商局，老张发现同事们也在热烈讨论着这个新课题。年轻科员小刘拿着一份调研报告兴奋地说：科长，我觉得我们应该制定新的集市管理办法，把管理重点放在规范交易秩序上，而不是限制交易本身。
这个观点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担心放开管理会导致市场混乱，也有人认为适度的灵活性更能激发经济活力。最终，在老张的坚持下，县里决定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新的集市管理方式。
三、监管者的观念转变
在广东佛山，工商局干部林志华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思想转变。这位196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工商，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
老林，你听说了吗？咱们局里要组织学习班，专门研究怎么管理这些新冒出来的个体户。同事小王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林志华皱了皱眉：个体户？那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吗？
可现在上面的态度好像有点变了...小王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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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上，一位从北京来的专家的讲话让林志华深受触动：同志们，我们不能再抱着老黄历不放了。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课后，林志华独自在办公室里翻阅着新下发的文件。他第一次认真思考：为什么香港的商人愿意来投资？为什么农民自己种的东西卖了钱，生活就能改善？这些现象背后，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经济管理方式需要与时俱进？
这种思想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起初，林志华对那些新兴的三来一补企业还保持着警惕。但当他实地走访了几家企业，看到工人们领到工资时喜悦的表情，听到香港商人讲述国际市场的情况后，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林科长，这个月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了！三来一补企业的负责人兴奋地向林志华报告。
林志华看着报表上不断攀升的数字，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意识到，监管者的角色可能需要重新定义——从单纯的管理者，转变为服务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四、社会风气的悄然变化
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镇上，1979年的春节过得格外热闹。往年这个时候，人们还在为温饱发愁，而今年，街上多了不少卖年货的小摊贩。
王婶，您这春联写得真不错！一位顾客称赞道。
哎，闲着也是闲着，就写几幅卖卖。王婶笑着回答，手里的毛笔没停。
她的儿子小王则在旁边摆弄着几台修理好的收音机：我打算开个修理铺，现在大家都开始讲究生活质量了！
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温州。在全国各地，个体经营不再被视为耻辱，搞副业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社会上开始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致富，先修路；要发财，搞副业。
在江苏苏州，一位曾经的投机倒把分子如今成了街道上的万元户。他开办的小服装厂雇佣了十几名工人，产品远销上海等地。当地工商局在经过慎重考虑后，为他颁发了正式的营业执照。
老张，你现在可是咱们镇上的名人了！邻居们羡慕地说。
老张感慨万千：要不是政策松动了，我这一身手艺还不是一辈子埋没了？
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反过来又推动了监管体系的变革。越来越多的监管人员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不再是简单地限制市场活动，而是要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所有合法经营者都能安心做生意。
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始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他们简化了登记手续，设立了咨询服务窗口，甚至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这种服务型监管的理念，虽然在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却为后来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