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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节点。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初见成效，但经济领域的改革却仍在艰难探索中。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拉锯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同时展开，形成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代图景。
一、理论交锋：真理标准讨论的经济投影
省城宾馆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经济政策的内部座谈会正在热烈进行。墙上挂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标语，却掩盖不住与会者眼中的犹疑。
市场调节就是搞资本主义！一位戴着厚重眼镜的理论工作者拍着桌子说道，我们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
但群众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买不到，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来自基层的干部老张反驳道，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市场上商品短缺的数据。
这场讨论折射出当时党内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经济领域的投影。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但在经济领域，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却更为复杂和尖锐。
周明远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默默记录着各方观点。作为省工商局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争论的现实意义。理论上争论不休，但老百姓要的是能买到的柴米油盐。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与此同时，街头巷尾也在上演着另一种形式的讨论。在自由市场边上，几个家庭主妇一边排队买菜，一边小声议论：听说安徽那边允许农民自己卖鸡蛋了。可咱们这儿要是被抓住，还得挨批斗...
二、伦理困境：生存需求与政策执行的矛盾
在市工商局稽查科，李卫国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举报材料：城郊农民王老汉在集市上售卖了五只自家养的鸡，被群众举报投机倒把。
李科长，按规定这得没收鸡，还要罚款。年轻科员小王拿着文件请示道。
李卫国看着材料上王老汉的情况：家中六口人，去年歉收，两个孩子营养不良。他陷入了沉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类似情况了。上周，他还处理了一个老太太卖自己种的几棵白菜被罚的案子。
按规矩办吧。李卫国最终说道，但语气里透着无奈。当小王带着稽查队员去执行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王老汉的家人跪在集市口哭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我们就是卖几只自家养的鸡，换点盐巴钱啊！王老汉老泪纵横。
稽查队员们面面相觑。小王回来报告时，声音都有些发抖：李科长，群众反应很强烈...那个老太太晕过去了。
这样的案例每天都在发生。监管干部们陷入了两难：严格执行政策，就会伤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网开一面，又担心被扣上纵容投机倒把的帽子。李卫国办公室的抽屉里，藏着一份他私下写的调研报告，题为《关于农村集市贸易的几点思考》，但他始终不敢公开。
三、地方突破：安徽四川的悄悄试验
与省城的思想交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悄悄的突破。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虽然大包干还处于秘密试验阶段，但农村集贸市场的松动已经悄然开始。
老李，听说了吗？咱们县西边的集市，现在允许农民卖点自留地的蔬菜了。一个中年农民在茶馆里小声说道。
真的？那敢情好！我家那几垄萝卜，再卖不出去就要烂在地里了。同伴兴奋地回应。
在四川，一些地区的农村集贸市场已经放宽了限制。农民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售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这些变化虽然没有公开宣传，但通过走亲访友的渠道，消息很快传遍了周边地区。
四川那边都松动了，咱们这儿怎么还这么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基层干部老张忍不住问道。
周明远知道这些情况。他刚从基层调研回来，亲眼看到了放宽限制后带来的积极变化：集市贸易活跃了，商品供应丰富了，群众脸上有了笑容。但回到省里，他却只能汇报那些符合政策导向的内容。
改革就像走钢丝，既要往前走，又不能掉下来。周明远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他理解上级的顾虑，但也清楚，僵化的政策已经难以为继。
四、内心挣扎：老监管干部的矛盾心态
李卫国代表着一批老监管干部的典型心态。作为195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工商，他亲眼见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
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私自卖布，被打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一次酒后，李卫国向年轻同事吐露心声，那时候我就发誓，绝不让这种事情在我手里重演。
但现实却让他越来越困惑。排队买酱油的队伍越排越长，黑市价格越来越高，而他们这些监管干部却只能机械地执行着明显不合时宜的政策。
老李，你说咱们是不是太死板了？年轻科员小王有一次忍不住问道，那个卖鸡蛋的老大娘，就因为多了两毛钱的收入，被罚得倾家荡产...
李卫国没有回答。他想起自己下乡调研时看到的情景：农民家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农副产品，而城市的商店里却货架空空。这种矛盾让他夜不能寐。
在处理一起农民贩卖自养家禽的案件时，这种矛盾达到了顶点。
五、典型案例：一场内部的观念碰撞
1978年秋，市工商局接到举报：城郊农民张大山在集市上售卖了十只自家养的鸭子，被群众举报投机倒把。
稽查队赶到现场时，张大山正蹲在地上，面前摆着几个竹筐，里面的鸭子嘎嘎直叫。见到稽查队，他慌忙站起来：同志，我就是卖几只自家养的鸭子...
你知道私自贩卖农副产品是什么性质吗？稽查队长严肃地问道。
办公室里，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异常激烈。
按规定，必须没收全部鸭子，罚款50元。小王翻着文件说道。
50元？那可是这个农民半年的收入！老李忍不住反驳，他家有五个孩子要养活。
李卫国坐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他看着张大山佝偻的背影，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情景。但作为负责人，他又不得不考虑政策后果。
我建议从轻处理。年轻科员小张鼓起勇气说道，毕竟数量不多，主要是为了补贴家用...
胡闹！稽查队长拍桌而起，这是原则问题！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口子，投机倒把分子就会钻空子！
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在李卫国的坚持下，做出了一个折中决定：没收五只鸭子作为警示，其余退还，罚款改为口头警告。
当这个决定宣布时，张大山激动得连连鞠躬：谢谢政府！谢谢同志！他粗糙的手掌上满是老茧，眼神里满是感激。
但这个决定在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李卫国纵容投机倒把，也有人称赞他实事求是。这场争论没有赢家，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监管者内心的真实挣扎。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