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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村领导，向河渠很难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冯士元的所谓联营似乎是以权力作资本在运作，并不打算投入资金。而且从上次谈话中露出的信息是“村财政资不抵债，倒挂六万多”也就是说，即便想投资也没有钱。说不定连满足自己所提出的基本生产条件也做不到，就如马炳成上次说的他只能在精神上给予支持。而现在的问题却恰恰在于物质条件迫使向河渠的这一半运转不起来，诚然头上老悬着一把随时可能劈下来的“停产”剑也是不能忍受的。搬，仍然是上策。为促使中心校下决心，向河渠展开攻心战。
向河渠攻心的武器是他的《关于振兴校办厂的设想》。《设想》不提搬迁二字，只谈设想。
首先他介绍已拥有的基础和能形成的生产能力。在逐一罗列了现有设备“只要添置一两千元的设备设施，就可以形成除硫酸铜外的五十吨片碱、四十吨磺化煤、六十吨焦亚硫酸钠，总产值达二十到二十五万元的年生产能力（硫酸铜因原料涨幅过大，暂不考虑）。而这三只产品的供销渠道、生产技术都已有了保障。为达此目标，作如下设想：
一、 建立健全组织。建议由梁金才任厂长兼供销，贾远华任生产付长兼后勤，向河渠任会计兼供销，保管员由樊玉秀兼任，现金会计暂不设。从而形成专职生产经营班子，各负其责，各司其职。职、权、利都拟出具体条款，既协作又不依赖。
二、 集体承包经营。一包五年，利于承包人长期打算；定上缴基数和利润分成比例，逐年递增，下浮上分成；定基本工资；定包干业务经费；定开发报酬。（上缴基数建议第一年一千，第二年三千，第三年五千，第四年七千，第五年一万元）
三、 投资设想。除厂房、场地、水电外，新增设备一两千元，流动资金一点五至两万元；往后每年的上缴（含免税所得）的一半留给厂方充实流动资金，所投入的资金不计息。
四、 中心校实施领导的途径。听取一月一次的情况汇报；收取一月一期的生产经营报表；进行工作检查。
五、 中心校权限。确定经营范围、规模、性质；考核承包人的业绩；实施对承包人的奖罚。
六、 效益预测。片碱月产十天十个月，年产三十五吨；磺化煤月产二十天七个月，年产四十吨；焦亚硫酸钠月产十六天十个月，年产四十五吨，总产值十八万元，仅免税收入一点八万元。
七、 关于梁金才的进退。校办厂陷于窘境，不少人归罪于梁金才，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厂长，他做了很多事，片碱就是他做通郑若华的工作才搞起来的；上海、南京、通城，他跑了很多地方；雨天、雪天他没少奔波；怨言委屈，他忍辱负重。如果不是这不理想的环境，如果不是上课、校务、厂务都要管，厂也不会是这样的状况，人们在会上说的就应当是赞扬了。他有事业心，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一定的供销渠道，由他当厂长是利大于弊的。
贾、梁两人完全赞同《设想》的内容，向河渠缮清、复写后呈交给张校长。张校长看后明确表示肯定搬，他将与常志进设法做村里、学校里的工作。
“向会计，”冯士元再次来做挽留工作，他说，“ 我们在前进村里合作得很好，已成为老兄弟了。现在我既已回来了，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再来个二次合作，行不行？”“行啊，有什么不行的？我的条件不是都给了你吗？”
“按照你那个，是有些难度。能不能这样：片碱我已看过了，三间用不上，你们对调一下，片碱到前边去，你们到后边来，这样离盛家也远一些。”
“冯主任，向你提出房屋、场地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向河渠告诉他，因行情的变化，必须新增产品，而磺化煤占地较大，需水泥地坪和不少于五间房子，而且同样有二氧化硫废气需处理，因而要求距居民住宅远一点儿。向河渠说他办这个厂的目的就是为家乡教育出点力气，只要有个让他能活动手脚的地方，他不走；没有的话，他没法，因为他首先得生活。
“向会计，劝你在沿西干也是为你着想啊。离开这儿名声也不好听，古话说一女不嫁二夫，你说是不是？”
“噢——，”向河渠恍然大悟了，怪不得停产一年多村领导毫不关心，一提搬迁纷纷劝阻，原来是在顾及他们的名声。自己留在这儿，盈亏死活与他们无关，一走就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为何容不得向河渠？”至于为不为沿西作贡献那只是一种说法。
本来嘛，真为沿西着想，一个堂堂的村委会建不起五间平房五十平方米的水泥场地？这怎么可能？想到这儿，他笑了，说：“谢谢你总是为我着想。为了生存和今后的发展，名声算得了什么？顾不得了。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他人说短长，我留与不留都会有人说长道短的，就象我离不离开生化厂一样。是非对错我胸中自有一杆秤，谢谢你的提醒了。再说我也没嫁二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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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沿西不算再嫁？”“当然不算。中心校是沿西校的领导，好比是丈夫的父母，我不是重找丈夫，而是公婆给的这块地太瘦，长不出庄稼 ，我找公婆要换块好地。”冯士元说了声“你呀，说不过你。”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
望着冯士元的身影，向河渠提起笔以《搬厂我羞是你羞？》为题写诗一首说：
家乡官长殷勤留，道是振兴业共谋。立足沿西为何来？志同道合正所求。
只是何处可容身，让我可以壮志酬。说是两间换三间，小蜗牛变大蜗牛。
三间手足没法伸，只好别处去投奔。最后对我语谆谆，不留恐怕人议论。
大风吹倒梧桐树，长短任人说自由。件件桩桩事实在，搬厂我羞是你羞？
为着顺利离开沿西，向河渠委托陆锦祥去做支书马炳成的工作。
陆锦祥离厂后到村里作为一般干部在村里工作，庞卫红被免职后马炳成继任，他仍然留任。在整个生产队里大概要算唯一能与马家说得上话的人了。
马炳成在队里，人缘不算好。本来从生产队会计到大队会计到大队书记，应是五队引以为荣的事情，谁知五队群众没有一丝高兴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五队从没享受过一丝一毫的关照，连家门口的那条坑坑洼洼的路在马炳成任职期间也从没得到过维修。因此马家没什么人愿到他家去串门儿的。陆锦祥不一样，同马家是唯一相处密切的对象，原因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向河渠来到陆家说明来意。翠玲说她们夫妇去过马家，费兰芳说已跟马炳成说过这事了，要马炳成放向会计走。说硬要留人家在这儿又做不了事，人家要吃饭，要让人家有路走。人家很困难，老头子没了，老娘病着，伢儿要上学，就这样耗着，人家要记仇的。说那年为钱不够分粮草不让人家分；为童凤莲要进厂，考虑到她走后没人分粮草，没让走。后来向河渠找到郑支书，郑支书为了他女的能进厂，答应了。结果向会计记仇，本来美候在做肝素，却调到江南去了。说赵国民在临江遇到马炳成告诉说是老向决定的。说现在何苦又结仇对，等等。
在粮草钱问题上马炳成确实做得不漂亮。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生产队年终分配时向家是亏钱户，适逢当时手头拮据，一下子凑不齐欠款，生产队不让分粮。会计与自己关系虽有缓解，但算不上好，不会帮忙也不会做明显的对头，让向河渠打了个报告约期归还，要求大队盖章批准。
当时大队是会计当家，去找他，马会计不批，就没分到粮草。后闻讯郑支书从县里学习回来了，大雪天晚上赶到郑家，郑支书答应解决。第二天除夕那天才冒雪称回粮草。幸运的是刚过年公社补发了他到农机站后误将工资二十六批为二十五，五十个月五十块，立即归还了欠款，前后也不过十来天。
至于二十六怎么会变成二十五的，又是个疏忽。向河渠到农机站报到时介绍信上只有职务没有工资标准，先后几天里又有两个大队支书被免职到农机站工作，农机站请示工资标准时，三人批的都是二十五块。几年后偶遇黄娟扯到工资，黄娟说她去兽医站工作，公社批的就是原工资标准二十六块，他怎么会变成二十五的，回公社后一定帮问问。那时黄娟在公社当话务员，秘书一查知道是误批，汇报书记后让农机厂另具报告作了批复，这才有了补发的举动。
粮草钱这事马炳成并没有做错什么，就象他同邻居、本队乡亲相处，没有什么过错，只是不合人缘。说向河渠不记得这事，那是矫情；说记仇则小看他了。
不过郑支书这么一照顾，倒让向河渠记了一辈子，并且泽及他的后代郑若华。
向河渠略一回忆，对翠玲说：“事情肯定有误会，我说三点。第一点，袁国珍与马美云是同时进厂的，在她们进厂后几个月凤莲才进的厂，与袁国珍进不进厂没牵连。
第二点，赵国民刚进厂就被派往江南，只是一个工人，不参加讨论人事，怎么会知道是哪个决定的？当然也不是说赵国民说谎，因为江南的事情在江南确实由我作主，什么时候派人、派多少、担什么样的职务是由我说了算，他大概以为派哪个去要由我决定了，其实不是。
第三点，当时我主持江南工作，大多数时间在江南，除车间主任、核算员人选我参加讨论外，一般工人都由阮、蒋两人决定派遣，我只是接受，有时回来接受还不是我亲自回来，马美云去不去怎么可能由我决定？
更何况去江南的人不是去充军的，都是选的骨干或亲信人员，老蒋的外甥女葛春红、我同学的兄弟蔡国桢、凤莲的侄子童国强都在其中，又怎能说得上记仇？有些人派到江南去了，开会点名时，不少人我都不认识，是阮、蒋在家招的，又哪里是我决定的了？
至于说到粮草钱的事，马会计也没有做错，说记仇真是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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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锦祥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解释清楚。说真的，在队里谁不知道你的为人？跟锦林、夏家闹得一塌糊涂，受了人家多少算计没记仇，还帮人家的忙，会为个没分回粮草的事记仇？哪有的事啊。”
说“跟薛锦林、夏家闹得一塌糊涂，受了人家多少算计，没记仇，还帮人家忙”主要是指薛锦林家建房，缺水泥预制件，向河渠请当时在农机站工作的冯炳华帮到县里批来计划一事，队里人们都知道。
陆锦林当时说，“我们一定劝马会计放你走。唉——，老兄，你老是不走运，我俩常在说呢。”翠玲说：“菩萨就是不长眼睛，三婶那么好的人，又中了毒，唉——，可苦了凤莲姐了，”
陆锦祥说：“也亏你娶了童凤莲，孝顺，要不然这个罪够你受的。”向河渠说：“是幸亏有了她，我也没办法。不过也怨不了别人，要怨只好怨她妈，怨她自己。当时向家就是个火坑，老头子还在牛棚里呢，谁让她往里跳的？”翠玲说：“你这样说就没良心了。”
陆锦祥说：“你让他怎么说？生化厂那么多女的，你听见有谁跟河渠怎么怎么的了吗？这就是良心。”
七月十一号中心校与沿西村在宣委的主持下开会共商校办厂向何处去？村里马炳成、何邦富表示同意搬，提出执照不带、梁金才不调的要求。大队沈会计在发言中指责向河渠将校办厂当实验室，以致一直没有效益。向河渠则认为会计的发言不对。他说肝素生产虽因刚上马职工从没生产过，出现过收率低、质量差的现象，但随着操作熟练逐渐有了效益，是因为有臭气不肯生产才导致材料损失引起亏损的；硫酸铜生产没有一锅是亏损的， 形成亏本也是因为停产，导致原料流失、设备设施损坏。没有效益的原因在于生产的时间太少，不在于实验和改进。将校办厂当实验室不是坏事，不实验哪来的新产品上马？哪来的工艺改进？向河渠不客气地说：“不懂工业不要充内行，没有一个工业产品在上马前不先行试产的，试验是必须的。”沈会计被向河渠噎的说不出话来。
梁金才与大队会计结账和向河渠无关，他自顾读他带去的《三国演义创作论》。向河渠的业余创作自八四年当承包厂长以后一直停着，原因主要是心烦，提不起笔。这些年来除时断时续的以日记形式记下的后被他命名为《流水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外，就是些书信、设想、计划之类的底稿，《何时辛酸泪断流》已被出版社退了回来，《一路上》让立仁带给科普出版社的朋友看看的，谁知重回他手时，竟只剩下一半。什么时候才能坐到书桌前写他的《一路上》，不知道。不过写书的心没有死，他下决心要在厂子上路后退居二线，作别人的助手，同时再干他的主业——写书。虽然这些年来他没写书，但准备工作总是在做，什么《外国名作家谈写作》《写作论》《红楼梦新论》《文章例话》《诗词例话》《文学理论》等等，成为他有空就看的课本，这不，《三国演义创作论》他又看上了。
正看着呢，猛听得郑若华在与梁金才吵嘴，没听到梁金才说些什么，只听见郑若华在大声发火道：“今后你不要再找我，我也决不会再找你。”
梁金才与郑若华合作新增片碱项目，不清楚内里效益如何，听金才告诉河渠，好象还亏了五六百块。见郑若华越吵声音越大，向河渠听不下去了，拿着书站起来说：“吵什么呢国平，不要找你不过就是你现在本事大了，有了本事要人求你是不是？我替金才表个态，不找你就不找你呗，沿西校办厂的片碱你愿意干，照干，我们不干涉；搬迁后我们假如生产片碱的话，不向你求援一吨液碱，除你不为沿西干了我们不用沿西的户头进液碱。损人利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
向河渠的这一表态，不仅仅是梁金才，连张校长、常志进都比较吃惊，但又不好说什么。向河渠将三位校长的表情都看在眼里，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尤其是梁金才还是视郑若华为靠山的，他觉得有必要解除他们的顾虑。在众人都离去后，他随同张、常、梁和贾去中心校时说话了。他说：“各位对我在众人面前对郑若华的表态有些不理解吧？你们发现没有，郑若华在我表态后说的是什么？”贾远华说：“他说‘叔叔，我可没说你。’”
“对！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他能走通的路我同样能走通，他走不通的我却不一定走不通，他不让我走的路，只要我走也会得通，所以他才会对我说那样的话。”
“你是说离了他，我们片碱一样能搞？”梁金才问。
“当然。片碱上马容易见效快，是搬迁后要上的第一个项目。离了胡屠夫就吃混毛猪，会有这样的事吗？当然不是说我亲自去跑，甚至包跑液碱，不！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会找这么一两个、两三个人来帮跑的。我的主要任务是上新产品。再说啦，校长同志，你们生产片碱赚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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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才摇摇头。向河渠继续说：“对国平的底细我了解得比各位都深，因为他进农机站时郑支书就托我关照他，承包生化厂后又将他从农机站借到我这儿来，以便帮他创一番事业。他利用我的户头在片碱上怎么做的，在这儿不去说他，但对梁校长提醒过。生化厂片碱质量不合格时是我想方法解决的。我的表态差不多明确告诉他，搬迁后的校办厂片碱要搞，但不靠他。他知道我搞片碱并不需要依靠他，所以才说没说我。”
张校长说：“按老向的设想，搬迁后的校办厂已与原沿西校办厂有了根本性的不同，那是挂校办厂的名实际是私营，现在是真正的校办厂。真正的校办厂是不是意味着一切由学校说了算？”向河渠说：“是的，一切由学校说了算。承包人在学校授权范围内行事，事前有报告、计划，事中有汇报 ，事后有总结；学校有审批、纠正甚至撤消承包人计划的权利。”
张校长说：“办厂，我们是外行，主要还是依靠你。新厂如何办，有些什么章程、主张，还要请你多动脑筋多出力。请你放心，我们不会过河拆桥，也不会小鸡肚肠乱猜疑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张仕正相信你的人品、你的能力，相信你能帮我们办好校办厂。”
向河渠感动地说：“走向社会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听领导说这样的话，谢谢你的信任。古人说士为知已者死，我将不遗余力地为校办厂尽心尽力，不负你的重托。”
是的，生产队里当会计时不必说；公社严书记、农机站姜支书尽管对他都不错，但都是使用而不是重用；生化厂阮支书倒是放手让他去蠡湖、江南显身手的，但那是利用，更不是重用；在沿西说不上用与不用，如果一定要说，那是相互的利用，梁金才算不上他的领导。至此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只有大队的、公社的、农机站的和生化厂的，离校后二十年走过四处，每到一处都尽心尽力，就没遇上一处领导肯这么表态的，你让他如何不激动？请听他在诗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