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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让能再次上表，痛陈中原之危，请求朝廷不惜一切代价，调集诸镇兵马，合力围剿秦宗权。然而，他的奏章如同石沉大海。田令孜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诸镇之间的矛盾来维持平衡，如何保住自己的权位，至于中原百姓的死活，似乎并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
漏舟之上，歌舞未休。而滔天的巨浪，已然在船舷之外，汹涌咆哮。大唐这艘曾经无比辉煌的巨舰，在经历了黄巢之乱的致命一击后，如今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正朝着那最终的沉没，加速滑去。所有人都看到了危机，却无人能力挽狂澜，只能在各自的算计与绝望中，等待着那最终时刻的降临。
朱温移镇汴州的表章，如同投入蜀中那潭死水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迅速被更大的漩涡所吞没。田令孜巴不得这个难以控制的悍将远离权力中枢，几乎未加阻拦，便以僖宗名义“准奏”，并顺势将“追剿秦宗权、安抚河南”的空头职责一并压了过去。一纸轻飘飘的诏书，便将中原的烂摊子，甩给了朱温。
金统元年（公元884年）秋，朱温率宣武军主力，带着从长安废墟中搜刮的最后一点浮财与数千愿意追随的残兵，浩浩荡荡东出潼关，返回了他的根基之地——汴州。
相较于满目疮痍的长安，此时的汴州，虽也饱经战乱，但依托运河漕运之利，加之朱温早期在此的经营，总算保留了几分生气。城墙得到了加固，市井间依稀可见往来商旅，军营中飘出的炊烟，也带着粮食的实在气息。
朱温入主汴州节帅府，做的第一件事，并非急于征伐，而是采纳敬翔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深知，在群狼环伺的乱世，实力才是硬道理。
宣武军这台战争机器，开始以一种更高效、更冷酷的方式运转。
练兵，是首要之事。朱温废除了军中许多虚衔冗员，以战功和勇力为唯一标准，大力提拔如氏叔琮、葛从周、张归霸等一批悍勇敢战的中下层军官。他亲自督练，革新战法，尤其注重骑兵与弓弩的配合，将军纪苛严到近乎残忍的地步，违令者动辄鞭笞、断指，甚或斩首。汴州城外的校场上，终日杀声震天，汗水与血水浸透了泥土。
纳贤，亦是不遗余力。朱温出身草莽，自知在谋略与治理上有所欠缺。他放下身段，不惜重金，四处招揽流落各地的士人、能吏。敬翔、李振等一批原唐朝失意文人，因其见识与谋略，被朱温奉为上宾，参与机要。他甚至能容忍这些文士偶尔的倨傲与直谏，只要其才学能为己所用。“朱全忠虽暴，然能用人”，此评语开始在士林间悄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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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则是根基。朱温以军队强力推行屯垦，将无主荒地、乃至一些弱小藩镇的土地，强行划归军府，招募流民耕种，所得粮秣，尽充军资。同时，他派兵牢牢控制住汴水沿岸的重要码头和粮仓，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在普遍饥荒的中原，宣武军治下，竟能勉强维持着军队的供给，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对外，朱温则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策略。对北面强大的河东李克用，他暂时隐忍，甚至不惜送上财帛，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对西面态度暧昧的河中王重荣等人，则保持警惕，加强戒备；而对于那个正在中原制造无边杀孽的秦宗权，朱温则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屡次挫败其小股部队的侵扰，将其兵锋暂时阻挡在汴州外围。
朱温像一头耐心而狡猾的饿狼，在自己的巢穴里，默默舔舐伤口，磨砺爪牙，等待着扑向猎物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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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汴州那带着血腥味的“生机”相比，成都的“行在”，则是一派暮气沉沉。
杜让能的力谏，终究未能改变朝廷无所作为的现状。田令孜牢牢把持着权柄，利用诸镇之间的矛盾，玩弄着极其危险的平衡术。对于中原愈演愈烈的秦宗权之祸，朝廷除了发出一道道毫无约束力的诏令，要求“诸道会剿”外，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财力枯竭，政令不行，所谓的“中兴”，成了一个苍白而讽刺的笑话。
这一日，杜让能抱病未能上朝。他躺在病榻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手中捏着一封族侄从关中辗转送来的家书。信中描述了凤翔一带的凋敝，以及郑畋虽有心却无力整合诸镇、最终只能坐视朱温东归的窘境。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杜让能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兄长杜牧那些愤世嫉俗的诗文。当年只觉其言过激，如今身临其境，方知字字血泪。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与幻灭感，几乎要将他吞噬。他知道，这个朝廷，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即便黄巢已灭，即便偶有像张淮鼎那样名义上的“忠臣”，也无法挽回这倾颓的国势。诸镇军阀，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朝廷不过是他们扯来遮羞的一面破旗罢了。
“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兄长，你看得透，也逃得脱……我却……却困在这囚笼之中……”他喃喃自语，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浸湿了枕巾。
窗外，秋雨更急，敲打着芭蕉叶，声声入耳，如同为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奏响的连绵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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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中原与蜀中各自沉沦之际，遥远的西北，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却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天使”。
朝廷为了表彰他平定“承天”妖乱、稳定河西的功绩，也为了极力拉拢这支难得还承认朝廷权威的边镇力量，特意派出了中使，不远千里，送来了一份厚重的赏赐——包括金银、绢帛、以及象征着极大荣宠的紫袍金鱼袋。
张淮鼎在修缮一新的节帅府内，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他跪接诏书，感激涕零，口称万岁，做足了忠臣的姿态。
然而，当夜，在只有少数几个心腹参与的密室里，张淮鼎抚摸着那件光滑冰凉的紫袍，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
“朝廷……如今也就只剩下这些虚名了吧。”他轻轻叹了口气，对坐在下首的族弟张淮深（已逐渐接手具体军务）说道。
张淮深点了点头，低声道：“兄长明鉴。据东来的商旅说，中原如今是朱温、秦宗权、李克用等人的天下，朝廷困居蜀中，政令不出剑门。我们这‘忠义’之名，不过是借此稳住河西，勿使甘州回鹘、西州鹘人等周边势力轻举妄动罢了。”
“是啊，”张淮鼎将紫袍放下，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朝廷是指望不上了。这河西十一州，是我张家立足之根本。往后，一要整军经武，二要抚慰各族，三要畅通商路。唯有自身强盛，方能在这乱世之中，求得一线生机。”
他顿了顿，语气凝重：“告诉下面的人，朝廷的赏赐，分发给有功将士，以安军心。但对外，尤其是对朝廷，礼数不可废，姿态要做足。如今这世道，名义上的东西，有时比刀枪还有用。”
张淮深心领神会。归义军，这个孤悬塞外的军政实体，在中央权威彻底崩塌的时代，必须更加小心翼翼地走好自己的路。他们不再奢望来自东方的庇护，而是开始凭借自身的力量，在河西走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艰难地维系着一种区域的、相对独立的秩序。
漏舟之上，有人醉生梦死，有人奋力挣扎，也有人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救生艇。大唐天下的崩解，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统一的幻梦彻底破碎，一个更加漫长、也更加黑暗的割据时代，正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姿态，降临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而像朱温、张淮鼎这样的人物，不过是这洪流之中，较早看清方向，并开始奋力划动自己船桨的，寥寥数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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