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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了十七天，下得整个云城像一只泡胀的纸船。城南的墨水河漫过河堤，把老槐树的一半根须泡成了黑色。人们把门板拆下来当桥，把电视机搬到阁楼上，把日子一层层摞高，像摞一叠随时会滑落的碗。
林迟就是在这第十七天的傍晚回到云城的。他拖着一只滚轮坏掉的行李箱，箱子里装着三十七张废车票、半本写满乐谱的笔记本，以及一把少了G弦的吉他。雨披的帽檐压得低，没人认出这个瘦削的男人曾是十年前“墨水河乐队”的主唱——那个在汛期来临前夜烧掉自己第一把吉他的疯子。
镇口的酒吧“迟慢”还亮着灯。灯是煤油灯，因为电线早在第三天就被水泡断了。老板老迟——林迟的叔叔——正用一根竹竿把漂到门槛上的塑料盆拨开。盆里蹲着一只湿透的猫，猫眼在暗处像两粒烧红的炭。
“我以为你死在哪条高速上了。”老迟说。
“差一点儿。”林迟把行李箱横在门口，雨水立刻在地板上洇出一道蜿蜒的小河。
酒吧里没客人，只有吧台上的一只旧收音机在沙沙响。老迟递给林迟一条毛巾，又递给他半杯温热的烧酒。酒里漂着一片槐树叶，像一小片正在下沉的陆地。
“河堤守不住了，”老迟说，“今晚最后一次广播，让所有还能动的人去北山。”
林迟用毛巾擦脸，闻到一股霉味。他想起十年前离开云城的前夜，雨也是这样，不紧不慢地下，像某种耐心的刑罚。那天他烧掉吉他，把灰烬撒进墨水河，对老迟说：“等雨停了，我就回来。”
“现在雨没停，”老迟把收音机音量拧大，“你倒回来了。”
收音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通告：“……水位……三十点五米……紧急转移……”
林迟喝完酒，把杯子倒扣在吧台上。杯子底粘着一片湿叶子，像一枚被水冲得发绿的邮票。
“我得去找个人。”他说。
老迟没问是谁。他只是从柜台下摸出一把折叠伞，伞骨断了两根，伞面印着“迟慢”二字的logo，十年前的广告色褪成灰白。
“伞破，总比没有好。”老迟说。
林迟撑着破伞走进雨里。街道成了运河，漂浮着拖鞋、菜篮、半截广告牌。他踩着水，水没到小腿，冰凉像某种记忆的触手。十年前，他离开云城时，也是这样的水位——只不过那时他坐在长途汽车最后一排，把额头抵在蒙雾的车窗上，看墨水河的水一点点漫过堤岸，漫过他的倒影。
他要找的人叫阿蕖。十年前，阿蕖在河对岸的废弃水塔里等他，带着一把口琴和半包受潮的烟。他们约好一起坐凌晨三点的火车去北方，去看真正的雪。可林迟在最后一刻逃了。他跳下火车，把车票撕碎，把背包扔进垃圾桶，然后沿着铁轨往回走，一直走到天亮。
现在，水塔早就被拆掉了，原址上建了一座信号基站。基站的白塔在雨幕里像一根沉默的骨头。林迟站在塔下，伞被风吹得翻过去，像一朵被折断的花。
“阿蕖！”他喊。
雨声吞掉了他的声音。
他绕到塔后，发现那里停着一辆蓝色的小货车。车门没锁，驾驶座上放着一件黄色雨衣，雨衣上别着一枚褪色的徽章——“墨水河乐队”。林迟的手指抖了一下，把徽章摘下来，攥进掌心。
货车的收音机也在响，声音比酒吧里的清晰：“……北山集合点……最后一班车……二十三点……”
林迟看了看表，二十一点零五分。
他爬进货车，钥匙居然插在方向盘下。发动机咳嗽几声，居然着了。
车灯劈开雨幕，照出前方一条被水淹没的公路。公路尽头，是十年前他和阿蕖约定逃走的方向。
林迟踩下油门。
货车在积水里漂起来，像一艘笨拙的船。水漫过车门缝，漫过他的脚踝。收音机里的通告越来越急促：“……二十三点……最后撤离……”
开到墨水河老桥时，水已经没过桥面。桥栏杆像一排被淹死的鸟，歪歪斜斜地插在水里。林迟看见桥中央站着一个人，穿着黄色雨衣，手里举着一盏煤油灯。
他踩下刹车。货车在打滑，车头撞上栏杆，发出沉闷的“咚”。
那人转过头。
是阿蕖。
她的脸比十年前更瘦，眼睛却更亮。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像一小团不肯熄灭的火。
“我等你十七天。”阿蕖说。
林迟的喉咙发紧。十年前，他把她一个人留在水塔里，留给她一张写着“对不起”的纸条。现在，纸条大概早就被水泡烂了。
“我以为你早走了。”他说。
“我走了，”阿蕖把煤油灯放在车顶，“又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雨没停。”
林迟笑了一下，笑得像哭。他伸手去摸口袋里的徽章，却发现徽章不见了——大概掉进了座位下的积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