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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桑，新年好。”是渡边一郎的声音。
“明天就是除夕了，晚上有空吗？一起喝一杯？”
（日本除夕在公历中固定为每年12月31日。该节日存在大晦日除夜两种官方称谓，前者强调年末最后一天的时序特征，后者则取自中国除夕文化中的除旧迎新概念。）
陈嘉木沉默了两秒。
“渡边社长，抱歉，今晚我有安排了。”
“那就改天。新年后再约。祝你新年愉快，陈桑。”
“好。新年后再约。”
放下电话，新年后再约？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年后”。
12月31日，除夕。
陈嘉木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窗外，东京的夜空被烟花照亮。远处传来隐隐的欢呼声，那是人们在涩谷、在新宿、在银座庆祝新年。街上肯定挤满了人，穿着和服的姑娘，举着酒瓶的年轻人，大声笑着闹着。
他没有出去。他坐在窗前，看着那些烟花，喝着一杯酒。
熊长老告诉他这是从大会堂里顺的，让他不要和别人说，等胜利的那一天再拿出来庆祝。
烟花一朵一朵地绽放，把夜空照亮，又熄灭。
他看着那些烟花，倒满最后一杯，遥向祖国的方向慢慢举起，一口喝干。然后他躺下来，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第一次进京的时候，在广场上看升旗，那面缓缓升起的红旗。
1990年1月4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年开市。
日经指数开盘大跌。卖出指令像雪崩一样涌进交易系统，开盘仅十五分钟就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的警铃声在整个交易大厅里回荡。交易员们站在终端前，脸色煞白，有人摘下了耳机，有人瘫坐在椅子上，有人对着电话筒喊破了嗓子。日经225只成分股全线飘红，没有一只逃过这波浪潮。去年十二月还在高喊“四万点不是梦”的分析师们，此刻正在经纪公司的会议室里被愤怒的客户围住。
陈嘉木坐在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日本经济新闻》。头版头条是：“新年开市大跌，市场担忧加息”。
他把报纸折好，放进手提包。
广播里传来登机通知。
他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窗外。东京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阳光。
陈嘉木排在队尾，一步一步向前。
走过登机桥，走进机舱，找到座位，坐下。
飞机开始滑行，加速，起飞。
窗外的东京越来越小，变成一片灰色的积木，变成一张被薄雾笼罩的地图，最后消失在云层里。
他闭上眼睛，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是十年前，熊光明见他的第一句话：“嘉木同志，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办成了，是国家之幸。办砸了，你和我，可能都要担责任。你愿意吗？”
他回答了三个字：“我愿意。”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照进舷窗。陈嘉木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蓝天，十年了。
1990年3月，东京。
陈嘉木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时，距离他上次离开，只过了三个月。
但这三个月，足以改变一切。
日经指数从点的高峰跌到点，还在继续往下走，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东京曾经一坪一亿日元的银座黄金地段现在挂牌八千万也无人问津，中介在玻璃门上贴了三层“降价急售”的纸条，字迹从毛笔手写变成了歪歪扭扭的油性笔，最后一张上的数字比第一张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破产的公司在增加，失业的人在增多，街头的醉汉比路边的樱花树还多，喝醉了就躺在车站的楼梯下面，裹着一张破纸板。
“陈桑，你真是不怕死。”村田来接机，一边开车一边说。
“这个时候回来，日本人自己都在往外跑。去年还在夏威夷买高尔夫球场的那些公司现在在卖总部大楼。”
陈嘉木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笑了笑，摇下车窗，抽出一支烟点上。烟雾被风撕成细长的白线，从车窗缝隙里飘出去，消散在东京早春的湿冷空气里。
从机场出来的路上，他看见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路边多了几个卖二手货的小摊，摆着旧电视、旧冰箱、旧家具。摊主裹着厚厚的棉袄，缩着脖子，眼神木然。
地铁站门口，多了一些发传单的人。传单上印着“急售”“降价”“清盘”之类的字，花花绿绿，没人接。
银座的街头，曾经一铺难求的黄金地段，现在挂着“招租”的牌子。一家关了门的店铺，玻璃门上贴着封条，封条已经破了，风吹得啪啪响。
三个月前撤离时，远洋系账上躺着的现金，分散在瑞士、新加坡、香港的十几家银行里。现在，这些钱要开始干活了。他这次来是抄底！
“目标清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一共三十七家，都是咱们之前想买但不卖的。现在股价跌了百分之四十，估值回到三年前的水平。”村田从副驾拿起一个公文袋递了过去。
陈嘉木接过清单，一页一页翻看。
东京电子，股价从三万八千日元跌到两万两千日元，市值在三个月内蒸发四成多。日本光学，从一万两千跌到七千，市净率已经跌破了一倍。富士通，从两千三跌到一千四，曾经的日本计算机产业旗舰，现在连一个完整的财年盈利预期都拿不出来。每一个名字都是日本工业的脊梁，每一个都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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