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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上清单：“开始收吧。还是老规矩，分散，隐蔽，用不同的代理。能收多少收多少。”
然后用力点了点东京电子：“优先，不计成本收购东京电子！”
“陈桑，虽然咱们之前有过合作，但是~~您知道的，东京电子那老社长是个顽固派，真真正正的顽固派，横须贺出身的旧派技术官僚，他那批人到现在还认为把股票卖给外国人是卖国的行为。没有三菱信托的关系咱们恐怕~收不到多少。”
陈嘉木看着窗外呵呵一笑：“我得到消息，大藏省持有东京电子百分之十二的股权，是在泡沫高峰期为了平抑股价而买入的。大概在三万七到三万九之间进的场，财政部当时是想用公共资金给市场托底，表示‘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信心坚定不移’。公共资金的四成浮亏，这在任何国家的财政部都是火烧眉毛的事情。现在股价跌成这样，他们急于脱手，但找不到买家。所有日本机构都在拼命抛，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接盘。你去查一查，大藏省信托局的局长上个月刚换了人，新局长是从预算司调过来的，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在上半年决算之前把前任留下的烂账清理干净。”
“陈桑，既然大藏省急于脱手，也许我们还能等更低。等他们真正开始慌的时候，可能两万以下也能拿到。甚至可以等到一万八、一万六。现在整个市场都在往下走，日经每天都在创年内新低，没有人会跟我们抢。”
“不等。就现在。”陈嘉木打断他。
村田看着后视镜里陈嘉木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一丝犹豫，一丝不确定，他找不到。
和陈嘉木相处久了会慢慢习惯这件事，任何人在面对自己最在乎的东西时总会有片刻的犹豫，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的欲望超过了自己的定力。而陈嘉木冷静得像是早就量完了所有边界，精确地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底线。
最后点了点头。
“是。”
第二天，股市开盘，日经指数继续下跌。
但有一家公司的股票，悄悄地在涨。
东京电子。
几百个不同的账户，分散在十几家证券公司，每天买入一点点，不引人注意，不惊动市场。
收盘后，村田打电话来汇报。
“陈桑，今天收了八千手。均价两万一千八。”
陈嘉木嗯了一声。
“明天继续。”
一周后，东京电子的股价涨到了两万三千日元。
市场上开始有人问：谁在买？
没有人知道。
一个月后，远洋系持有的东京电子股权增加到了百分之十九。
接着飞快的到了百分之二十三。
1990年5月，东京电子的股价跌回两万日元。市场持续恐慌，所有人都在抛，只有一个人在买。
这个市况下所有人都在割肉，谁有胆子逆势收东京电子？分析师们百思不得其解，有猜测是外资的，有猜测是东京电子自己在回购的，还有信誓旦旦说是某家大财团在底部建仓的。没人知道答案，也没人往一个中国人身上想。
村田每天来汇报，每天都说同一句话：“陈桑，还要买吗？”
陈嘉木每次都回答：
“买。”
村田终于忍不住了。
“陈桑，咱们已经买了百分之二十六了。再买下去，就要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了。到时候，整个市场都会知道是我们在买。”
陈嘉木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那就触发。”
村田愣住了。
“陈桑，你认真的？强制要约收购意味着我们必须向所有股东公告我们的意图，公开报价，公开我们的持股比例，公开我们的资金来源。现在日经还在跌，所有的交易所都在严查异常交易，大藏省正在调查他们自己信托局的烂账。”
陈嘉木点点头。
“二十八。买到二十八就停。然后就等着。等他们来找我们。”
村田不明白。
“谁来？”
陈嘉木笑了笑，没有回答。
1990年6月，远洋系持有的东京电子股权，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按照日本法律，超过三分之一就要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他们离那个线，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已经够多了。
够多到，当东京电子的管理层开会时，必须提到一个名字：远洋投资。
够多到，当他们社长拿起电话，第一个拨的号码，是香港。
1990年7月，北京。
熊光明闭着眼靠在椅子上听秘书汇报：“这批货单~~从横滨港启运，预计下周抵达天津。高精密数控磨床十二台，瑞士肖布林精度标准，每台重四点三吨。半导体封装线一条，全套，从晶圆切割到最终测试，东京电子最新型号，规格书上写的是供日本国内客户使用的版本。”
熊光明没有睁眼，但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一台高精密磨床，国内从图纸到成品要造两年，还不一定能达到肖布林精度标准。一条最新型号的封装线，能顶一个研究所最少十年的攻关，不是顶经费，是顶时间。十年时间，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