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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的春天，上海新城外的油菜花开成一片金海。十岁的农家女二丫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泥土上划着刚学会的字：“天地人”。
“死丫头！又偷懒！”父亲提着锄头赶来，“读书能当饭吃吗？”
二丫攥紧树枝：“先生说了，陛下有旨，男女都要上学...”
“皇帝老儿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父亲拽起她就走，“回家纺线去！”
这样的场景，在帝国各处上演。尽管《义务教育令》颁布半年，民间阻力仍超想象。尤其是女子读书，被视作“败坏门风”。
李长风站在皇宫最高的天文台上，用望远镜望着郊外田畴。他看到那个被拖走的小女孩，轻轻叹了口气。
“陛下何必忧心？”教育总长刘宗周劝道，“愚民难化，非一日之功。”
皇帝摇头：“不是愚民，是穷困。农家少个劳力，就少份收成。”他转身下令，“即日起，学生每日补贴一顿午饭，另发笔墨费。”
圣旨传出，朝堂哗然。户部尚书跪谏：“陛下！全国适龄孩童逾千万，此举年耗银元三百万两！国库堪忧啊！”
李长风淡淡道：“那就加征烟草税。不愿孩子上学的，多半是抽烟喝酒的。”
更妙的在后头。皇后朱清漪突然建议：“何不设‘女红学堂’？教女子纺织刺绣，产品售出分红。如此既读书，又创收。”
试点设在松江府。果然，当第一个女孩用刺绣挣回铜钱时，父母态度大变。附近村民甚至主动要求扩建学堂。
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秋天。二丫的父亲染疫病危，郎中摇头而去。女孩突然想起自然课教的青蒿方子，冒险上山采药，竟真救活父亲！
老农康复后，扛着“皇恩浩荡”的牌匾敲锣打鼓游村：“读书真能救命啊！”此事登了《帝国日报》，成为义务教育的活广告。
与此同时，大学建设遭遇更大挑战。南七北六十三省，各省都想把大学建在省府，争得头破血流。
李长风大手一挥：“都不必争！大学选址依三原则：一近资源，二避繁华，三地价廉。”
于是国立大学分布令人瞠目：矿冶大学在山西煤矿边，海事大学在厦门荒岛，农林大学干脆设在东北黑土地里。
最绝的是“帝国科技大学”，竟放在安徽某无名山下。只因皇帝说：“此山有磁矿，适合研究电磁学。”
老儒们痛心疾首：“大学不近市井，学子如何经世致用？”
直到某日，海事大学传来捷报：学生设计的新式帆船逆风航速提高三成！用的正是荒岛特有的硬木。
皇帝趁势推出“国家科技奖”。首届颁奖礼上，有个插曲：获奖者王二是个铁匠出身，因改进蒸汽机获奖。他捧着金奖章哆嗦：“草民...草民不识字啊...”
李长风当即宣布：“即日起，设‘工匠院士’衔，不论出身，只论成果。”
民间创新如雨后春笋。有老农发明播种机，有绣娘改进织机，连妓女都研发出新染料——因为皇帝说“发明不分贵贱”。
女子教育也突破禁区。郑茶姑带头捐建“南洋女中”，招生不限族裔。开学日，她当着众人面解开发髻：“女子为何不能读书？我偏要她们比男子强！”
但最大的阻力来自科举旧族。他们联名上书：“工匠竟与进士同列，斯文扫地！”
李长风在辟雍殿召见学子，指着殿前铜缸问：“此物重几何？”
进士们引经据典，从《周礼》猜到《九章算术》。一个工匠学徒却站出来：“容学生一测便知。”
他取尺丈量，又盛水称重，片刻即答：“三千六百斤又四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