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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七年（1062）二月间，苏轼一行仍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常、润一带赈饥之路上。
在半道上，他们偶遇一位孤僧，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此僧原本成都籍的进士，俗名杜暹，字伯升，后因厌倦科场而出家，法号法通。
苏轼不经意地问柳子玉道，若是这位法通禅师起初不出家，如今会怎样呢？
柳子玉脱口答道，不过和我现在是一样的状态。苏轼听后苦笑不止，遂作一诗云：“若教俯首随缰锁，料得如今似我能。”（《成都进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柳子玉和苏轼还邀请刁约老先生一起游览了金山。
时年，苏轼三十九岁，而刁老先生已经八十一岁。
在金山寺，也许是苏轼做东，与柳子玉及宝觉禅师开怀畅饮，当时苏轼大醉。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可能是苏轼与柳子玉的感情到了，才会任由自己一醉方休，又可能因为柳子玉要与苏轼道别了，这是要为柳子玉饯行的酒。
当晚，醉酒后的苏轼就夜宿于金山寺宝觉禅师的禅榻上。夜半时分，苏轼酒醉方醒，“惟有一龛灯，二豪俱不见。”（《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苏轼看到柳子玉与宝觉禅师两人已不在身边，于是披衣起身，将新作的这首诗书写到了宝觉禅师住室的壁上。
这首诗作的真迹，后来据说被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洪迈所得，刻石于当涂的郡斋，上面还专门刻上：与柳子玉，宝觉师会金山作。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为洪皓第三子，就是《容斋随笔》所谓作者。他后来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谥“文敏”。
就是这样的一位牛人，尚且对于苏轼的诗作是如此的关注，可见苏诗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
柳子玉本人谪官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监灵仙观，自从苏轼倅杭以来，屡次与苏轼一起悠游唱和，只是现在，柳子玉要与苏轼分别，回到舒州（今安徽安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据说，柳子玉先前就曾做梦梦到过要赴司命真君殿，没过几天，就真的接到监舒州灵仙观之任命。
在丹徒，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名人监杭州洞霄宫的俞康直（字子彦）。
宋朝设置的祠禄之官，准确说来是宋朝皇帝对于文臣的特殊待遇，这在历朝历代可谓是独树一帜，因为祠禄官是以主管某座道观为名的，而且还是偏偏没什么具体职事，什么都不用管，但还可以领取相应的俸禄。
说白了祠禄官就是一闲职，是朝廷礼遇老臣、外戚、官场失意官员的一种特殊待遇。以这种名目，来给予这些官员俸禄，还不用干事。而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官职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干，纯粹就是一个挂职。在宋朝如果官员官场失意，担任祠禄官的闲职，意味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致仕的话，则是很难复出了。
俞康直在朝中与宰相韩缜相友善，本人也有极大的名气，还都监提举着杭州的洞霄宫，所以说，苏轼前往拜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俞老爷子的居所里，有着四处与众不同的亭堂，分别取名：退圃、逸堂、遁轩、远楼，都是含有浓郁的退隐色彩，俞康直退隐京口之后，终日啸傲其间。
苏轼将这四处亭堂分别作了诗，最后还把俞老爷子直接比作是陶渊明在世，“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其四》）
苏州太守王诲（字规父）本想邀请苏轼前去观灯，但因为江西庐山人氏刘恕的前来造访，苏轼遂将王知州的盛情相邀给推掉了。
刘恕这个人，前面多次提及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以史学擅名。
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个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如今，刘恕专门从江西赶过来拜访苏轼，苏轼自然对于这位老朋友是相当的重视，所以才将王知州的邀请推掉了。
刘恕走后，苏轼在此游览了焦山与金山，会晤了焦山的纶长老，还与金山的宝觉、圆通二长老道别。
不觉离开杭州已经几个月了，苏轼不由地怀念起在杭州与陈述古在一起的日子。于是在常、润道中作诗五首寄给了陈述古，陈知州每首分别又唱和了一首。“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这是陈述古和诗中的两句。
在常、润的道中，苏轼惊喜地收到了弟弟的书信。如今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这一职务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对于苏辙来说，做起来轻车熟路，是再合适不过的工作了。
弟弟在做一些文职的工作，而苏轼此时是在下乡的路途中，想起弟弟能有个得心应手的工作，苏轼的内心也是极为欣慰的，于是就将在常、润之间的所见所闻赋了两首词寄给了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