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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杨贵妃之从兄杨钊，凭借其过人的理财能力（或曰搜刮技巧）与贵妃裙带关系，由从五品上的度支郎中（财政部司长）骤迁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门下省要职，掌封驳诏令）、兼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监察大员）。
旋即，玄宗命其“专判度支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此后一年内，杨钊如蛛结网，身兼水陆转运、司农、出纳钱物等十五余使职，聚敛之臣的格局迅速成型。帝国财富通过他的手指，加速流向皇帝的私库（大盈库）和奢靡开销，同时也充盈着他自己的腰包与政治资本。
贞晓兕笔记：“马太效应在权力场中的显现。亲近性（外戚）与即时效益（敛财能力）成为晋升最强催化剂，导致权力与资源向少数缺乏长远政治道德的个体高度集中，系统风险加剧。”
夫人竞奢，贿赂公行：贵妃三姊同日封国夫人。
十一月，玄宗大封外戚。贵妃姊三人：崔氏封韩国夫人，裴氏封虢国夫人，柳氏封秦国夫人。三夫人“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其宅第连云，竞相豪奢，一堂之费，动逾千万。
更甚者，她们公然“纳贿请托，门庭如市”，地方官员、四方豪贾，奔走其门，贿遗山积，以至“长安为之沸动，物价为之腾踊”。
外戚网络不仅享受尊荣，更深度介入经济领域，扭曲市场，败坏吏治。贞晓兕观察到：“炫耀性消费与权力寻租直接结合，形成腐败的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
顶层生活方式的极度奢侈，拉高了社会对财富消耗的阈值，掩盖了潜在的分配不公与民生压力。”
西线筑城，吐蕃屏息：哥舒翰与“神威”“应龙”二城。
冬，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巩固对吐蕃的战略优势，继续经营青海地区。他在青海湖东岸原基础上筑“神威军”成，更冒险遣兵深入青海湖心，于着名的龙驹岛（传说产龙驹之地）上构筑堡垒，号“应龙城”。
两城成掎角之势，典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
”角：从正面抓住鹿角（主攻）；掎：从后面拖住鹿脚（辅攻）——合起来指分兵夹击、互相呼应的战术态势。
两城又屯驻军队，如同一把铁锁，将吐蕃势力牢牢挡在青海以西。“自是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唐帝国在西线对吐蕃的军事主动权，于此达到一个新的高点。然而，孤悬湖心的堡垒，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贞晓兕在地图上标记此地，沉吟：“战略前沿的突出部。胜利带来荣誉与自信，但也可能导致过度延伸和风险感知钝化。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守军心理压力巨大，是为隐患。”
南诏更迭，怀柔伏波：皮逻阁逝，阁罗凤立。
遥远的西南边陲，南诏国开国雄主皮逻阁（蒙归义）去世。唐廷依照羁縻政策，遣使册封其子阁罗凤为云南王、阳瓜州刺史。
同时，亦授予阁罗凤之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虚衔，示恩宠）。表面上看，唐朝的怀柔抚绥政策得以延续，西南似乎安定。
然而，阁罗凤非等闲之辈，其野心与能力不输其父。唐朝边将的骄横、地方官吏的苛索，正在一点点侵蚀这看似稳固的臣属关系。
十年后，一场导致唐军覆灭、南诏彻底叛离的“天宝战争”，其种子已在此刻悄然埋下。贞晓兕记录：“民族关系中的期望值管理失误。
中央视册封为恩赏，边吏视夷酋为奴仆，而地方政权则可能在实力增长后产生更高的自我定位。认知落差与行为冲突，在缺乏有效沟通与尊重的情况下，极易酿成祸乱。”
矢志东渡，身陷炎荒：鉴真第五次尝试的挫败与坚持。
在东南海疆，一场体现人类精神伟力的悲剧性航行接近尾声。高僧鉴真应日本留学僧恳请，自扬州出发第五次尝试东渡传法。
船队遭遇狂风巨浪，漂流至振州（今海南三亚）。旅途艰险，随行的日僧荣睿因病圆寂于端州（今广东肇庆）。
长期的海上颠簸、炎瘴侵袭、悲痛打击，严重损害了鉴真的健康，导致其双目失明。然而，信仰与承诺的力量支撑着这位年过六旬的大师。
他并未放弃，在海南停留、巡礼、讲学约一年后，于次年（749年）毅然北返扬州，准备下一次，也是最终成功的第六次东渡。
贞晓兕在此事件旁，画了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文化韧性与精神超越”。她的评语简短而充满敬意：“目标导向与逆境商数的极致体现。个体意志可以何等顽强，文明交流的渴望可以跨越何等艰险。此事件本身，是盛唐开放气度与文化辐射力的悲壮注脚。”
同期世界，风起云涌：贞晓兕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唐帝国。她的星图显示，公元748年，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同样不平静：
阿拉伯帝国： 巴士拉爆发了以其发现者命名的“穆斯林·本·古太白瘟疫”，疫情惨烈，持续三月，每日死亡人数以千计。这场大瘟疫沉重打击了倭马亚王朝最后的气数，加速了其灭亡进程，也为即将崛起的阿拔斯王朝铺平了道路。
欧洲： 在法兰克王国，未来的查理曼大帝（生于747或748年）即将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早期锻炼。他未来将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极大地塑造中世纪西欧的政治与文化版图。
贞晓兕凝视着星图上东西方同时闪烁的、代表动荡与变迁的光点，轻声总结：“748年，于唐而言，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之年。
长安城内，诗酒风流，玄宗享受着‘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的尊号，国库在杨钊的经营下显得空前的‘丰盈’，太清宫屡现‘祥瑞’，一派认知协调下的盛世迷梦。然而，就在这迷梦的帷幔之后，宦官、藩镇、外戚、聚敛之臣、怀有异心的边帅…这些最终将撕裂盛唐的演员，已全部登上舞台，并开始奏响序曲。
世界范围内，瘟疫与政权更迭也在提醒着，安宁从来脆弱。盛唐的巅峰，与它命运的拐点，就在公元748年，并肩而立，只待时间轻轻一推。”
她关闭了星图的主显示，但脑海中的历史脉络与人物心理图谱却更加清晰。作为穿越者，她深知接下来十数年将发生何等天翻地覆的惨变。
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感，以及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观察分析习惯，在她心中交织。
历史洪流中的微观刻画：天宝中期的帝国隐忧
贞晓兕调出了一段更详尽的时空观测记录，那是她通过特殊手段“沉浸式”收集到的、关于天宝中期（特别是748年前后）唐帝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微观写照。这些信息，将宏观历史的骨架，填充上了血肉与温度。
盛世下的隐忧，四重奏起：
到天宝中期，已持续数十年的“开天盛世”，如同运行到最高点的巨轮，表面依旧辉煌磅礴，但敏锐的观察者已能听到某些结构部件发出的、细微却令人不安的“吱嘎”声。贞晓兕将其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不断恶化的核心隐忧：
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已是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御极三十六载。早年那个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任用姚崇宋璟、开创“开元之治”的英明君主，早已在时间的糖衣和权力的蜜酒中，蜕变成了另一位截然不同的帝王。
巨大的成功（至少在表面和其自我认知中）带来了难以动摇的自我效能感膨胀，继而导致目标丧失和努力倦怠。从开元末年起，他对开疆拓土产生了浓厚兴趣，一系列对外战争（有些是必要的防御反击，有些则纯属好大喜功）陆续展开。
东突厥在内乱中瓦解，西突厥表示臣服，唐军的旌旗一度飘扬在遥远的葱岭以西。在对老对手吐蕃的战争中，天宝年间唐军继续保持着攻势。
贞晓兕调出哥舒翰指挥的“石堡城之战”详细记录（发生于天宝八载，749年，但与七载局势直接连贯）：
玄宗命令哥舒翰集结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及归附的突厥阿布思部，总计六万三千大军，猛攻吐蕃战略要地石堡城（今青海湟源西南）。此城三面绝壁，仅一径可通，吐蕃以数百精兵，储足粮械，据险死守。
唐军强攻数日，死伤枕藉，毫无进展。哥舒翰焦躁，欲斩前锋将领高秀岩、张守瑜。二人立下军令状，限三日破城。
最终，唐军以数万人的惨重代价，攻克石堡城，俘获吐蕃将领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
战后，唐改石堡城为神武军。
不久，哥舒翰派部将在赤岭以西屯田，并遣两千名流放罪犯驻守青海湖心的龙驹岛（应龙城）。
冬季湖面冰封，吐蕃大军突袭，两千唐军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