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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华史，此次动乱的起因其实毫无新意——就是一群穷哥们被欺压的太狠，这时“鸿鹄”飞出，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
但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群穷哥们里，大多是”胡人“。他们眼中的王侯将相都是“汉人”，因此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汉人”，我也想成为你们的一员。
百年时光的消磨，这些“胡人”其实早就被同化了。从移民第一天起，他们就被汉文化折服。他们对汉文化充满“仰慕”之情，有条件的胡人以学汉文化、认汉祖宗为荣。甚至后来起势，都要拉汉人的典故做大旗。
石勒起兵的时候，对外宣称要依“春秋列国故事”。搞笑吧，他祖上是羯人，与“春秋列国”八竿子打不到一起，这样的事例不知还有多少。
因此这场跨越4个世纪的乱局，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配严重失衡引起的内斗。只是因为人为的”民族二元化“，使汉化的“胡人”成了受压迫最深的一群人。
再加上统治者的刻意引导，使这些汉化的“胡人”对同样受压迫的汉人也怀有敌意，从而选择向北方引入胡人作为盟友，最终为这场内乱披上了民族仇杀的外衣。
而“民族二元化”完全是当时统治阶层故意为之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腐朽生活的需要。
因为儒家学说此时已确立为社会主流文化，社会上又经历了多次农民起义，从理论到实践，当时的统治阶层对百姓的社会作用和反抗力量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对百姓，他们已不敢涸泽而渔。
“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讽刺了晋惠帝低下的智力，但从中还可以品出一丝不一样的味道：一对于饥荒，晋统治阶层是高度重视的；二对于受灾群众，晋统治阶层是想及时救助的；三对于灾变百姓，晋统治阶层是以安抚为主的。
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在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的时候，为了维持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分散社会矛盾、维系统治秩序，统治阶层既然不敢无下限地剥削，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剥削方式多元化来保持剥削力度。因此通过人为的”民族二元化“，制造出了民族压迫的假象。
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像“华夷辩”、“夷人都人面兽心”之类的论调会甚嚣尘上。
另一方面，北方的环境愈发恶劣，胡人都想移民南方，但南方很神秘、汉人很强大，广大胡人兄弟的阴影面积很大，他们真心不敢移。
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带路党，南方的神秘感消失了，大家一起武装起来，去抢地盘。
但是去南方的道路就这么几条，北方的部族这么多，一起去是不现实的，只能按着实力高低、距离远近顺序出发。
这时候，历史出现了一个大BUG，随着较为强大的部族离去，当时还弱小的蒙古族反而获得了大片发展空间，虽然自然条件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没有竞争，她的发展缓慢而稳定。反观那些由于强大而移民的部族，血腥的争斗加上文化底蕴的缺乏，或者族灭、或者汉化，最后大多泯灭于历史长河之中。
当然，这些南下的胡人们，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多或少都会对当时的汉文化产生冲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被汉化的结果。而且，这些习俗还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使以汉文化主导的中华文明，能够博采众长，变得博大精深，更富生命力。
这点与蒙古人不同，蒙古人在接触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接触了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震惊远没有他的胡人兄弟们这么强烈，或许，这是他们没有被完全汉化的原因吧！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的机遇，使蒙古在进化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促使她取得了游牧民族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甚至今天，当任何民族都不再将游牧作为自己唯一生活方式的时候，蒙古人依然还能拥有一个以自己民族名称命名的国家——蒙古国。这或许暗合了道家：不争是争，争是不争，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深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