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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环视亭内众人：“圣人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可见，‘利’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为谁谋利，如何谋利。若所谋者为国家公利、为百姓生计之利，则此‘利’便是‘义’之所在！”
“叶大人此言差矣！”
李御史立刻反驳，“国家公利、百姓生计，自有常法常制维系，何必行此标新立异、扰攘不安之新政？且新政种种，如漕运专营，岂非夺民间船户脚夫之利？如官仓平准，岂非断粮商贩运之利？此非与民争利，又是何为？”
叶明不慌不忙，从孙主事手中接过一本薄册：“李大人问得好。那我们便以漕运为例。”他翻开册子，“通州码头，试行新章之前，漕工受把头盘剥，每日劳作所得，至手不过二三十文，尚不能养家糊口，此乃旧制下‘民间’之‘利’乎？”
“非也，此乃把头之私利，漕工之血汗！试行新章，设‘劳务合作社’后，漕工日得净钱五十文以上，按月足额发放，受伤有病，合作社亦有贴补。请问李大人，这是‘夺’了谁之利？又‘与’了谁之利？”
他声音渐朗：“此乃夺不法把头盘剥之‘不义之利’，还漕工应得之‘血汗之利’！漕运畅通，损耗降低，朝廷省了钱粮，漕工得了实惠，京师百姓得了稳定供给，此非国家公利、百姓之利？此非最大的‘义’？”
李御史被这具体的数据和事例噎了一下，脸色微红，还想争辩：“这……这只是通州一隅……”
“一隅可见全豹。”叶明不给他机会，继续道，“再说‘平准仓’。其设立，非为与粮商争利，实为在粮贱时托市，保护农户不受奸商压价；在粮贵时平价放粮，保护市民不受奸商抬价。此乃以朝廷之力，调节市场，防范奸商囤积居奇之‘不义之利’，保护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端之‘公平之利’！”
“朱先生所言《新政利弊考》中，可曾提及旧制之下，有多少农户因谷贱而弃耕？有多少百姓因米贵而断炊？若放任‘民间’自发逐利，而无朝廷宏观调控，弱者只能任人宰割，此乃诸位所乐见之‘义’乎？”
他言辞恳切，有理有据，更将问题提升到了保护弱势、维护公平的高度，令许多原本对新政心存疑虑的士人陷入沉思。
那位朱姓名士脸色不太好看，沉声道：“叶大人巧舌如簧，然则人心教化，非钱粮可换。新政重利，必使民风浇薄，人人逐利，长幼无序，尊卑不分，礼乐何以存焉？”
“朱先生，”叶明正色道，“礼乐存于丰衣足食之后，而非饥寒交迫之时。管子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百姓食能果腹，衣能蔽体，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此正为礼乐教化之根基！新政所求，正是为此根基添砖加瓦。若百姓终日为生计奔波，朝不保夕，空谈礼义，何异于缘木求鱼？”
他再次举起手中的册子：“此乃督办司编纂之《新政实证录》（简编），其中记录了自新政推行以来，各地民生改善、吏治初清、效率提升之具体事例与数据。通州漕工、皇庄女工、京郊农户，皆有其声。本官愿将此册公开，请诸位前辈、同僚、天下士人共鉴！新政是非，不凭空言，当以实效论之！”
说着，他示意孙主事将早已准备好的数十份《新政实证录》（简编）分发给亭内宿老、主持及部分有影响力的士人。
这一举动出乎许多人意料。崔侍郎一直平静的面色终于微微一动，看向叶明的目光多了几分深沉。他没想到叶明准备如此充分，不仅言辞犀利，更拿出了系统性的“实证”材料。
亭内一时只剩下翻阅册页的沙沙声。许多士人看着上面清晰的数据和朴实的事例记录，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先一面倒的质疑气氛，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崔侍郎知道，不能再让叶明掌控节奏了。他轻轻放下茶杯，终于第一次亲自开口，声音依旧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叶总领所言，不无道理。为民谋利，确是执政者应有之义。然，”
他话锋一转，“老夫所虑者，非新政之‘利’，而在其‘道’与‘度’。治国如烹小鲜，火候分寸，至关重要。新政之举，其志可嘉，然其行是否过于急切？其法是否过于严苛？”
“其权是否过于集中？譬如审计司，查核账目固然应当，然其权柄日重，几可凌驾于各部之上，长此以往，恐成酷吏之渊薮，非朝廷之福。”
“再如漕运新章，虽有益处，然骤然推行，是否考虑过沿河百万依赖旧规生存之民之适应？若因‘善政’而激起民变，岂非得不偿失？老夫非反对新政，实望执政者能更重‘稳’字，更讲‘和’字，广纳雅言，徐图渐进，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崔侍郎这番话，站在了更高的“执政之道”层面，不再纠缠具体义利，而是质疑新政推行的方法、节奏和潜在风险，显得更加老成持重，也更容易引起那些并非顽固保守、只是担心激进引发动荡的中间派官员和士人的共鸣。
亭内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叶明身上，等待着他的回应。
这场曲江文会的核心交锋，随着崔侍郎的亲自下场，进入了更深、也更关键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