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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侍郎这一番话，堪称老辣。
他避开了叶明以事实和数据构建的正面战场，转而质疑新政推行的“道”与“度”，将话题引向了更抽象、也更易引发共鸣的“稳重”、“和谐”、“渐进”等理念上。
这既是他作为清流领袖一贯的政治主张，也精准地戳中了许多士大夫内心对于剧烈变革的潜在不安。
亭内许多原本被《新政实证录》中具体事例触动的士人，此刻又露出了深思的神色。
是啊，改革是好事，但会不会太急了？权力是不是太集中了？会不会好心办坏事？
面对这看似站在道德和政策高地的质疑，叶明心知，绝不能落入对方“空对空”论述的圈套。他略一沉吟，再次开口，语气依旧沉稳：
“崔大人老成谋国，所虑深远，晚辈受教。‘稳’字当头，‘和’字为贵，确是执政要诀。”
“然则，何谓‘稳’？是维持旧弊丛生、民怨暗积之现状为‘稳’，还是革除积弊、疏导民怨、建立新序为‘稳’？何谓‘和’？是放任豪强盘剥、胥吏贪渎，表面无事为‘和’，还是整饬吏治、抑制豪强、使百姓各安其业为‘和’？”
他并未直接反驳崔侍郎，而是对“稳”与“和”做出了自己更具进取性的阐释，将问题拉回到了“现状是否值得维持”的根本点上。
“崔大人提及审计司权柄，”
叶明继续道，“审计之设，本为厘清账目，堵住贪腐。其权来自陛下，其行依据律法章程，核查对象乃各部寺钱粮收支，何来‘凌驾’之说？”
“若各部自身账目清晰、行事合规，又何惧审计？审计司成立以来，追回国帑巨万，揪出蠹虫若干，正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保障其他勤勉官员心血不至被贪墨所蚀。”
“此非‘酷吏’，实乃‘净吏’。若因此便觉不安，晚辈斗胆请问，所不安者，究竟为何？”
这一反问，可谓犀利，直指那些反对审计司的官员可能的“心虚”之处。崔侍郎脸色微沉，却不好直接回应。
“至于漕运新章推行之节奏，”
叶明语气稍缓，“通州试点，历时数月，反复与地方漕运衙门、原有工行、漕工代表商议，章程几易其稿，方得推行。其间遭遇阻挠，乃至煽动闹事，幸赖朝廷明断，地方协力，方化险为夷，终使漕工得利，漕运增效。”
“此非‘急切’，实乃‘审慎’之中见‘决心’。若因惧怕‘不适应’、‘激起民变’，便对明显之弊政视而不见，拖延不决，则小疾拖成沉疴，届时恐非‘徐图渐进’可解，或需刮骨疗毒，代价更大！”
他再次以通州实例，说明了改革中遇到的阻力恰恰来自旧利益集团，而真正的“民”是受益且支持的，巧妙地将“民变”的帽子还给了对手。
“崔大人所言‘广纳雅言，徐图渐进’，晚辈深以为然。”
叶明话锋一转，语气诚恳，“新政推行，绝非闭门造车。督办司设立之初，便强调与各部协调；各项试点，皆需地方配合；《实证录》编纂，亦为听取各方反馈。”
“然，‘纳言’非‘废行’，‘渐进’非‘不行’。当行之事，看准方向，便当坚定推进，于实践中不断完善。”
“譬如治水，若知河道淤塞，危害下游，是待集齐所有治河方略、说服所有沿岸人家后再动手疏浚，还是先行清理明显梗阻，同时继续商讨长远之策？江南水患频仍，恐皆因拖延之故。”
他将改革比作治水，形象而有力。许多来自江南或关心水利的士人不禁点头。
崔侍郎眉头微蹙，正欲再言，亭外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众人望去，只见太子李君泽身着常服，在几名便装侍卫的簇拥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了流觞亭。
太子竟然亲临文会！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亭内众人，无论立场如何，连忙起身行礼。
“诸位不必多礼。”李君泽抬手虚扶，面带微笑，“本宫今日得闲，闻此间盛会，特来聆听高论。诸位继续，不必拘束。”
他在主持老翰林身旁特意增设的席位坐下，目光平静地扫过亭内，在叶明和崔侍郎身上稍作停留，却未多言。
太子的到来，瞬间改变了亭内的气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示——朝廷，至少是东宫，关注并一定程度上支持这场辩论，也关注着新政的舆论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