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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得很大，敲在殡仪馆的玻璃窗上，像是谁在急切地叩问着什么。我撑着黑伞站在人群边缘，看着三叔公的遗像——那张脸我还记得，去年春节回村时，他蹲在村口老槐树下抽旱烟，烟雾缭绕里，眼神浑浊得像蒙了层油纸。
“颖子，你过来。”我妈扯了扯我的衣袖，压低声音，“看见那边穿灰褂子的老太太没？林秀贞，你得叫她一声姑婆。”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那是个极瘦小的老人，背佝偻得厉害，站在屋檐滴水处，离送葬的人群有五六步距离。她没有打伞，花白的头发被雨打湿了，一绺绺贴在额前。最让我心惊的是她的眼神——空的，像口枯了很多年的井。
“她怎么不站过来些？”我小声问。
妈叹了口气，声音压得更低：“村里没人跟她搭话，她自己也不敢凑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不干净’。”
雨声忽然大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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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葬礼结束后，我回到城里租住的小单间，打开电脑处理积压的工作邮件。我在一家中型企业做行政管理工作，每天面对的是考勤表、报销单、会议纪要。格子间里的空气永远是循环过滤后的味道，偶尔夹杂着隔壁部门小刘吃螺蛳粉的气味。
周三下午，部门新来的实习生苏梅红着眼眶从主管办公室出来。我给她倒了杯温水，她捧着杯子，手指抖得厉害。
“田姐，我是不是特别蠢？”她声音带着哽咽，“王主管说……说我做的报表全是错的。”
我看着她年轻的脸，不过二十三四岁，妆容精致，可眼底的惶恐藏不住。我想起妈说的那个词——“不干净”。在这个城市里，谁不是带着些“不干净”的过往在挣扎呢？只是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罢了。
“错了就改。”我把纸巾推过去，“哭没用。”
她抽噎着说：“可是、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忽然想起林秀贞那双空眼睛。努力？这世上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抹平的。但这话我没说出口，只是拍拍她的肩：“下班前改好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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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回村里。爸在院子里修锄头，妈在厨房腌咸菜。空气里有股浓郁的酱味，混着泥土的腥气。
“颖子，你过来帮妈搭把手。”妈从厨房探出头。
我走进去，见她正把萝卜条往坛子里码。她忽然停下动作，望向窗外——院墙外的小路上，林秀贞正佝偻着背慢慢走过，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几根蔫了的青菜。
“她又一个人去镇上了。”妈小声说，“四十多年了，还是这样，独来独往的。”
我忍不住问：“妈，你上次说她不干净，到底怎么回事？”
妈擦了擦手，拉过小板凳坐下。厨房的光线昏暗，她的脸半明半暗。
“那是七几年的事了。”妈的声音像在讲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秀贞那时候二十八九，刚离了婚，带着个五岁的女儿回娘家住。在村里，离婚的女人是要被戳脊梁骨的。后来她在镇上缝纫社做工，认识了个男人，叫陈昌平。”
妈顿了顿，往坛子里撒了把盐：“那男人说他也离了婚，一个人过。秀贞信了。她那时多难啊——娘家嫂子天天给脸色看，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有个男人对她好点，她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
“然后呢？”
“然后她就让那男人住进了她家。”妈的声音更低了，“一住就是两年。直到有一天，有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找上门，说是陈昌平的老婆，根本没离婚。”
我手里的萝卜条掉在了地上。
“秀贞当时就傻了，要赶陈昌平走。你猜怎么着？”妈的眼睛在昏暗里闪着光，“那男人从厨房拿了菜刀出来，架在自己脖子上，说要是赶他走，他就死在她家里。秀贞吓坏了，不敢声张。那男人的老婆隔三差五来闹，站在门口骂，骂得全村子都听见。秀贞怕丢人，更不敢报警了。”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厨房里只剩下腌菜的“嚓嚓”声。
“就这么……过了四十二年？”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可不就是四十多年。”妈盖上坛子，“那男人吃她的住她的，后来老了，病了，也都是秀贞伺候。村里人背后都说，秀贞上辈子欠了他的债，这辈子来还了。”
“她女儿呢？”
“女儿？”妈苦笑，“早就不认这个妈了。嫁到外地，十几年没回来过。听说去年秀贞生病住院，女儿连个电话都没打。”
我走出厨房，看见夕阳正沉下去，把整个村子染成一种陈旧的血色。林秀贞家的老屋在村西头，屋檐塌了一角，像人佝偻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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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公司里正忙季度考核。我连续加了三天班，每天回到家都是深夜。第四天傍晚，我揉着发痛的太阳穴准备下班时，看见苏梅还在工位上。
“还不走？”
她抬起头，眼睛又红了：“田姐，王主管让我明天不用来了。”
我心里一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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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说我工作态度有问题。”她的眼泪掉下来，“可是我真的尽力了。我每天最早来最晚走，他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林秀贞。有些时候，尽力是没有用的。有些陷阱，掉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你先别哭。”我拉过椅子坐下，“把具体情况跟我说说。”
那个晚上，我陪苏梅整理了她三个月来的所有工作记录，一项一项核对。凌晨两点，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窗外城市的灯光稀疏地亮着。
“田姐，你为什么帮我？”苏梅忽然问。
我愣了下。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她身上，我看见了某种脆弱——那种每个女人都可能有的，容易相信、容易陷进去的脆弱。
“因为我也有过想哭的时候。”我说。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怔了怔。是啊，三十二岁的我，在这个城市挣扎了十年，谈过两段无疾而终的恋爱，银行卡里的存款永远够不上首付。上个月体检，医生说我乳腺有结节，建议定期复查。我没告诉爸妈，也没告诉任何人。
我们都带着各自的“不干净”，在生活里跌跌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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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月过去，村里的二婶来城里看病，暂住我家。晚饭时，她忽然说起林秀贞。
“秀贞姑查出病了，息肉癌变。”二婶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声音平淡得像在说天气，“医生说要做手术，但她不肯。”
“为什么？”我问。
“陈昌平不让呗。”二婶撇嘴，“说医院都是骗钱的，喝点符水就好了。秀贞姑也六十好几了，怕死在手术台上，就真信了他的鬼话。”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那她现在怎么样？”
“能怎么样？拖着呗。”二婶叹了口气，“不过听说她前阵子找陈昌平谈了，说给他十万块钱，让他搬走。四十多年了，她终于想开了。”
“他答应了？”
“答应？”二婶冷笑，“那男人说，十万块就想打发他？不给一百万，他就死在她家里。”
我背脊一阵发凉。
夜里我睡不着，走到阳台上。城市的夜永远不黑，总有些光污染把天空染成暗红色。我想象着林秀贞此刻的夜晚——村里的夜应该是漆黑的，她躺在那间老屋里，身边是那个纠缠了她大半辈子的男人。她睁着眼看着黑暗，心里在想什么？
会不会想起二十八岁那年的自己？刚离婚，带着女儿回到村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然后在镇上缝纫社，遇见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男人。他说他也是一个人，说会好好对她，说以后一起过日子。
她信了。她怎么能不信呢？一个四面楚歌的女人，抓住一点温暖就像抓住救命稻草。
可是稻草的另一头，系着四十多年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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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又回村，这次直接去了村西头。林秀贞家的院门虚掩着，我敲了敲，没人应。推门进去，院子里荒草丛生，一口老井边摆着个破木盆。
“谁啊？”屋里传出苍老的声音。
“姑婆，是我，田家的颖子。”
过了很久，门吱呀一声开了。林秀贞站在门内，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眼神还是空的，但多了点警惕。
“有事？”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听说您身体不太舒服，我妈让我带点鸡蛋来。”我把手里的篮子递过去。
她看了看篮子，又看了看我，终于侧身让开：“进来坐吧。”
屋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一张老式木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些杂物。空气里有股霉味混着中药味。一个男人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六十多岁的模样，头发花白，正端着个搪瓷缸喝茶。见我来，他眼皮都没抬。
“昌平，这是田家的孙女。”林秀贞说。
陈昌平这才瞥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像在打量一件物品，估算价值。
“坐。”林秀贞给我倒了杯水，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
我们三个人坐着，空气沉默得尴尬。我注意到陈昌平脚边放着根木棍，一头已经磨得发亮。林秀贞的眼睛不时瞟向那根木棍，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恐惧——那种经年累月、已经刻进骨子里的恐惧。
“姑婆，您身体怎么样？”我努力让声音自然些。
“老毛病，没事。”她说着，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背弯得像张弓。
陈昌平皱眉：“要咳出去咳，烦不烦人。”
林秀贞立刻捂住嘴，憋得满脸通红，小跑着出了屋子。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
“年轻人，没事少来串门。”陈昌平忽然开口，眼睛盯着我，“秀贞身体不好，要静养。”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掌控感，好像他是这屋子的主人，林秀贞是他的所有物。我忽然明白了——这四十多年，他们就是这样过的。一个掌控，一个服从；一个威胁，一个恐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林秀贞回来了，脸色苍白，额上有虚汗。她坐下时，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
我没坐多久就告辞了。走出院门时，回头看见林秀贞站在门口送我。夕阳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深得像刀刻。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轻轻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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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的路上，我一直想着林秀贞的那个表情。欲言又止，像是有什么话憋了太久，久到已经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公司里，苏梅的处境有了转机。我帮她整理的材料起了作用，人事部重新评估，决定再给她一个月试用期。她跑来谢我，眼睛亮晶晶的。
“田姐，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好工作就行。”我说，顿了顿，又加了一句，“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记得留个心眼。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值得相信。”
她怔了怔，用力点头。
那天加班到九点，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手机震动，是妈打来的。
“颖子，秀贞姑住院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晕倒在院子里，邻居发现送医院的。”妈的声音很急，“医生说情况不好，那个息肉癌变可能扩散了。她现在人在县医院，陈昌平不肯付医药费，说没钱。”
“她女儿呢？联系了吗？”
“联系不上。秀贞姑说，女儿早就换了号码，她也不知道。”
我挂了电话，站在窗前很久。城市的灯光一片一片，温暖又冰冷。我想起林秀贞空荡荡的眼睛，想起她攥紧衣角的手指，想起她憋着咳嗽跑出屋子的背影。
第二天我请了假，坐最早的大巴回县城。在县医院三楼病房里，我见到了林秀贞。她躺在靠窗的病床上，整个人缩在被子里，显得更小了。旁边床位的家属在聊天，笑声很大，衬得她这边格外冷清。
“姑婆。”
她转过头，看见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后又黯淡下去。
“你怎么来了？”
“听说您住院，来看看。”我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医生怎么说？”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扩散了。”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要手术，还要化疗。医生说，如果配合治疗，还有希望。”
“那就治啊。”
她苦笑：“钱呢？治疗要多少钱？十万？二十万？我哪来那么多钱。”
“陈昌平呢？”
这个名字像针一样扎了她一下。她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渗出来。
“他说……没钱。说治了也是白治，不如回家。”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他还说，要是我死在医院，他连收尸都不来。”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枯瘦，冰凉，布满老年斑。
“姑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您就不恨吗？这四十多年，您就不想逃吗？”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打翻的调色盘——有恐惧，有绝望，有无奈，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
“逃？”她喃喃道，“往哪儿逃？年轻的时候逃不掉，老了，更逃不掉了。”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她转过头看向窗外，阳光刺眼，她眯起眼睛。
“颖子，你知道吗？”她忽然说，“我二十八岁那年离婚，回到村里，所有人都说我是‘破鞋’。我爸妈走得早，哥嫂嫌我丢人，饭都不让我上桌吃。我带着女儿住在老屋，夜里听着老鼠在梁上跑，怕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后来遇见陈昌平，他说他懂我，说他也是一个人，说以后我们互相照应。我信了……我怎么能不信呢？一个人在水里快要淹死了，看见根稻草，拼了命也要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