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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林婉闭上眼睛，“三年后回来了，开着轿车，穿着西装。他来找我，说要带我走。可那时候，我爸病了，癌症晚期。我妈哭着求我别走，说爸爸没几天了，想看着我结婚。”
“那你……”
“我没走。”林婉的声音开始发抖，“我跟他说，你等我，等爸爸走了，我就去找你。他说好，他等我。”
“然后呢？”
“然后爸爸走了，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我去他留给我的地址找他，那个地址是假的。”林婉睁开眼睛，眼神空洞地看着远处的山，“我等了他一年，两年，五年……等到三十岁，我死心了。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去见，可是怎么看都不对。不是长相不对，是感觉不对。心跳不会加速，手心不会出汗，见完了也不会想他。”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红红的：“田颖，你说我是不是有病？是不是二十岁那年把所有的感情都用完了，所以后来再也爱不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自顾自地说下去：“然后周建平出现了。他太像那个人了——不是长得像，是那种傻劲儿像。认准一件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追我，天天往我店里跑，帮我搬东西，修灯泡，下雨天给我送伞。我说我比他大七岁，他说他不介意。我说我四十八了，他说四十八他也喜欢。”
“所以你就……”我试探着问。
“所以我怕了。”林婉说，“我真的怕了。我不是怕他骗我，我是怕我骗他。我怕我接受他，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因为我太孤单了，太想有个人陪了。这对他不公平。”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
“我拒绝了。”林婉苦笑，“拒绝了无数次。可他就像块牛皮糖，甩不掉。后来……后来我发现他生病了。不是小病，是肺癌，中期。他谁都没告诉，连他爸妈都不知道。他是孤儿，爸妈早就不在了，说的‘爸妈’其实是养父母。他怕他们担心，一直瞒着。”
我的呼吸一滞。
“你怎么知道的？”
“他晕倒在我店里。”林婉说，“我送他去医院，医生把我当成家属，把所有情况都跟我说了。他醒来后求我别告诉别人，说他自己能处理。可他怎么处理？化疗要钱，手术要钱，他打工攒的那点钱，连个零头都不够。”
“所以那十万块钱……”
“是他所有的积蓄。”林婉的声音哽咽了，“他非要转给我，说就当是彩礼，说万一他死了，这笔钱留给我，算是对我的补偿。我收了，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收，他会更绝望。可我第二天就去取出来还给他了，当着他养父母的面。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人。我要他好好治病，好好活着。”
风越来越大，吹得树林哗哗作响。林婉的头发被吹乱了，几缕发丝贴在脸上，她也不去拨。
“他现在住在我租的房子里，我在照顾他。医生说手术还有希望，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他不想治，说钱花了人也没了，不如把钱留给我。我骂他，骂他懦夫，骂他不负责任。我说周建平你要是敢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她说到这里，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像受伤的小兽。
“我骗他说户口本丢了，不跟他领证。不是因为我不想嫁，是因为……因为我要他活着。我要让他有一个念想，想着等病好了，就能娶我了。我不能让他觉得，他已经是我丈夫了，死了也无所谓。”
她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我：“田颖，你说我这样做对吗？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利用他对我的感情，逼他活下去？”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对错？爱到深处，都是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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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回去后，我请了三天假。
说是身体不舒服，其实是心里乱。林婉的故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胸口，喘不过气来。我想做点什么，又不知道能做什么。
第三天下午，我去了城西那个小区。在楼下碰到了正要出门的周建平。
他瘦得更厉害了，工装裤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脸色蜡黄。但眼睛很亮，看见我，居然还能笑出来：“田小姐？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林姐。”我撒了个谎。
“她去买菜了，一会儿就回来。”周建平说，“要不上去坐坐？”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203室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一室一厅的老房子，家具都是房东留下的，又旧又破。但收拾得很干净，窗台上放着两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茶几上堆满了药盒，空气里有淡淡的中药味。
周建平给我倒了杯水，手还是抖的，水洒出来一些。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见笑了。”
“你的病……”我小心翼翼地问。
“林婉都跟你说了吧？”他倒是很坦然，“肺癌，中期。医生说还能治，就是要花不少钱。”
“钱够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林婉把她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借了钱。我说不要，她跟我急。她说，周建平你要是敢放弃，我明天就随便找个人嫁了。”
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是笑着的：“她就是这样，嘴硬心软。明明对我好，非要用最难听的话说出来。”
“你为什么喜欢她？”我问，“就因为她是姐姐？”
周建平摇摇头：“不是。是因为……她像我妈妈。”
我愣住了。
“我是被收养的，五岁那年。”周建平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亲生父母出车祸死了，没人要，在福利院待了两年。后来现在的爸妈收养了我，他们对我很好，真的很好。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窟窿，填不满。”
他喝了口水，继续说：“二十岁那年，我在镇上第一次见到林婉。她在裁缝店里踩缝纫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不是养母，是亲生妈妈。我记忆里关于她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她坐在窗前给我补衣服，阳光也是这样照在她身上。”
“所以你不是喜欢姐姐，是……”
“是找妈妈。”周建平接过我的话，“我知道这很病态，很不正常。但我控制不了。看见她，我就觉得安心，觉得有家。后来我出去打工，走南闯北十几年，谈过几个女朋友，都吹了。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拿她们跟林婉比，比来比去，谁都比不上。”
他苦笑：“再后来，我查出来这个病。医生说可能是长期在粉尘环境工作导致的。我想，反正也活不长了，不如回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算她拒绝我，至少我试过了，不遗憾。”
“那十万块钱……”
“是我所有的钱。”他说，“我知道她不会要，但我就是想给。我这辈子没出息，没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没带她去过好地方。这笔钱，就当是我能给她的全部了。可她不要，她说她要人不要钱。她说，周建平你给我好好活着，活到八十岁，把欠我的都补上。”
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大颗大颗地砸在手背上：“田小姐，你说我这样的人，配得上她吗？我一个要死不活的病秧子，凭什么耽误她？”
“可她是自愿的。”我说。
“所以我才更难受。”周建平捂住脸，“她明明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找个健康的人，生儿育女，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为什么要被我拖累？”
门锁转动的声音。林婉回来了，拎着菜篮子，看见我，愣了一下。
“田颖？你怎么……”
“我来看看。”我站起来，“这就走。”
林婉放下菜篮子，送我到门口。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只有尽头窗户透进来的微光。她站在阴影里，轻声说：“谢谢你来看他。”
“林姐。”我看着她，“你真的想好了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楼下的猫叫了一声，声控灯突然亮了。昏黄的光线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近乎悲壮。
“田颖，我四十三岁了。”她说，“四十三岁，终于遇到一个肯为我拼命的人。你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犹豫？”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笑了笑，“想我傻，想我不值得。可是田颖，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我愿意照顾他，愿意陪他治病，愿意等他好起来——或者等他走。这就是我的选择。”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眼神突然变得锋利，“我二十岁那年，因为犹豫，错过了一生最爱的人。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了。哪怕只有一天，一个月，一年，我也认了。”
她说完，转身回了屋。门轻轻关上，把我隔在外面。
我在昏暗的楼道里站了很久。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的话：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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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周建平住院了。
手术安排在周五。林婉请了长假，全天在医院陪护。我去看过一次，带了一束百合。周建平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瘦得脱了形。但看见我，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田小姐来了。”
“感觉怎么样？”
“还好。”他说，声音很虚弱，“就是疼。”
林婉正在给他擦手，动作很轻，像对待易碎的瓷器。她抬起头看我一眼，眼睛里有红血丝，但眼神是坚定的。
“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有百分之六十。”她说，“比之前高了。”
我知道她在安慰周建平，也在安慰自己。医生的原话是，如果手术成功，五年存活率有百分之五十。但这些细节，没必要说。
“林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说。
“谢谢。”她点点头，“暂时还够。”
走出医院时，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站在公交站等车，突然想起李姐说的那句话：“我家老陈，趴着出门的。”
当时只觉得好笑，现在却觉得心酸。
爱到底是什么呢？是周建平明知自己时日无多，还要把所有的钱留给林婉？是林婉不顾一切，要去陪一个可能没有未来的人？还是老陈宁愿爬着出门，也不跟李姐正面冲突？
也许爱有千万种形态，但归根结底，都是三个字：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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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那天，我陪林婉在医院等。
从早上八点进手术室，到下午三点还没出来。林婉一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背挺得笔直，眼睛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手术中”的红灯。她没哭，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像一尊雕塑。
李姐也来了，带来保温桶，里面是炖了一上午的鸡汤。她盛了一碗递给林婉：“多少喝点。”
林婉接过来，机械地往嘴里送。喝了两口，突然停下来，看着碗里的汤，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进汤里。
“他会没事的。”李姐拍拍她的背，“肯定没事。”
“我知道。”林婉说，声音哑得厉害，“他答应过我的。”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秒都漫长得像一个世纪。走廊里人来人往，有病人家属在哭，有医生在匆匆奔走。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那味道让人心慌。
下午四点十七分，手术室的门开了。
医生走出来，口罩摘到一半。林婉猛地站起来，因为起得太急，眼前黑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
“医生，怎么样？”
医生看着林婉，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很干净，后续再做几次化疗，预后应该不错。”
林婉整个人晃了一下，然后软软地瘫坐在椅子上。她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睛空茫地看着前方。
很久很久，她才喃喃地说了一句：“他挺过来了。”
那是那天，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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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平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出院那天，我去帮忙。他已经能下床走动了，虽然还是很瘦，但脸色好了很多。林婉办完出院手续，扶着他慢慢往外走。
医院门口的阳光很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周建平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头看林婉：
“我活下来了。”
“嗯。”
“你说过，等我好了，就跟我领证。”
林婉看着他，眼睛里有泪光，嘴角却是笑着的：“我户口本找到了。”
周建平愣了一下，然后猛地把她搂进怀里。他抱得很紧，紧得像要把她揉进骨子里。林婉在他怀里，终于哭了出来，不是压抑的呜咽，而是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
路过的人都在看他们，但没人打扰。在这个每天上演生离死别的地方，一场失而复得的哭泣，反而让人觉得温暖。
李姐在旁边抹眼泪，一边抹一边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我抬头看着天空，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有几朵白云悠悠地飘过。突然想起老家门口那棵栀子花，每年六月开得最盛的时候，香气能飘满整条巷子。但很少有人知道，栀子花最香的时候，是在雨后——被雨水打湿的花瓣，香气反而更加浓郁，更加持久。
也许爱情也是这样。要经历过风雨，尝过苦楚，才知道那份来之不易的甜，有多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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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时候，周建平和林婉领证了。
没有办婚礼，只是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在镇上最好的饭店吃了一顿饭。周建平穿了一身新西装，林婉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是她自己做的，绣着精致的栀子花纹。
吃饭的时候，周建平站起来敬酒。他的手已经不抖了，虽然还是很瘦，但精神很好。他说：
“我这辈子，最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林婉，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第二个是命运，它让我生了这场病，也让我看清了谁是真心的。”
他顿了顿，眼睛红了：“以前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给她钱，给她好的生活。现在我知道了，爱一个人，是好好活着，陪她到老。”
林婉在桌下握住了他的手。
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城。高速上的车很少，两旁的田野在夜色里沉睡。车载广播里在放一首老歌，女声悠悠地唱：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我突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李姐说老陈爬着出门时，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
想起春芳婶讲周建平追林婉时，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想起林婉在烧烤架旁，哭着说“我二十岁那年把所有的感情都用完了”。
想起周建平在医院门口，抱着林婉说“我活下来了”。
这些片段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过，最后定格在一个画面上——老家门口的栀子花，在六月的雨后，洁白的花瓣上滚动着水珠，香气氤氲了整个夏天。
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爱情，从来不是王子公主的童话，而是两个有伤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然后互相搀扶着，走过人生最泥泞的那段路。
周建平找到了他的“妈妈”，林婉找到了她的“归宿”。
而我，在这个普通的管理工作岗位上，看着身边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一场漫长的治愈。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别人的爱恨里，学会如何去爱。
车窗外，城市的灯光越来越近。我知道，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开例会，还要写报表。茶水间里，可能又有新的故事在上演。
但我会记得，在这个秋天，我见证了一场花开。
一场在暴雨中绽放，却比阳光下的任何花朵都要坚韧、都要芬芳的花开。
那年的栀子花，开得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