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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份永远也做不完的报表，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捕捉着茶水间的闲谈。那是财务部的小张和行政部的李姐，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这死寂的午后，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听说了吗？咱们市场部那个陈致远，就是四十一岁还没结婚的那个……”李姐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混合着同情与幸灾乐祸的调子，“被他那小女友骗惨了。”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一下。
小张倒吸一口气：“怎么骗了？他不是前阵子还到处炫耀，说女朋友要开店，他帮着张罗吗？”
“张罗？”李姐嗤笑一声，“何止是张罗。贷款五十万——整整五十万啊！全砸进去了。那女孩叫什么来着？林倩？对，林倩。让陈致远出去收什么水果，说是货源要亲自把关，这一走就是九个月。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的心不知为何提了起来。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十一月了，这座城市总是这样，一到下午就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等他回来，”李姐的声音更低了，带着那种分享惊天秘密时才有的颤抖，“那姑娘肚子都大了。六个月了，明晃晃的。”
小张“啊”了一声，短促而尖锐。
“陈致远问孩子是谁的，你猜林倩怎么说？”李姐顿了顿，像是在品味这个瞬间，“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的笔从指间滑落，“啪嗒”一声掉在桌面上。茶水间里传来小张难以置信的抽气声：“天哪……这……这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就是说啊！”李姐的声调扬了起来，“陈致远当时就崩溃了，在出租屋里砸东西，邻居都报警了。他说那姑娘嘴里没一句实话——开店的钱说是借，其实是哄着他出的；让他出去收水果，根本就是支开他。最可笑的是，那姑娘平时总‘大哥哥、大哥哥’地叫，叫得陈致远晕头转向。他自己后来跟朋友哭，说就是在这声‘大哥哥’里迷了心窍，找不着北了。”
我闭上眼，眼前却浮现出陈致远的模样。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总是慢吞吞的。在公司年会上，他腼腆地唱过一首老掉牙的情歌，灯光打在他稀疏的头发上，反射出一点点油光。那时我们还在底下窃窃私语，说这老陈终于开窍了，知道在年轻女孩面前表现自己了。谁能想到呢？
“那钱呢？五十万呢？”小张追问。
“林倩倒是给他写了张借条，五十三万多，连本带利。写完第二天，人就不见了。电话拉黑，微信删除，租的房子也退了。”李姐叹了口气，这次是真的带着点同情了，“陈致远现在到处找她，工作也快保不住了，整天魂不守舍的。昨天我还看见他在楼道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眼睛都是红的。”
茶水间陷入短暂的沉默。然后小张轻声说：“四十一岁了，怎么还这么……”
“傻？”李姐替她说完了，“可不是傻么。但话说回来，那林倩也真够狠的。你说她图什么？就图这五十万？那肚子里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她们的对话渐渐转向了其他八卦，我的心思却飘远了。不是飘向陈致远，而是飘回了我的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小村子。我想起了春秀婶子，想起了她的女儿小雨，想起了一些被岁月尘封的、带着苦涩味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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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在电话里说，老屋的屋顶漏雨了，得找人修修。其实我知道，她只是想我了。父亲去世得早，她一个人守着那栋两层小楼，守着满院子的桂花树，守着我那些早已不翻的旧课本。
村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安静了。年轻人都走了，去城里，去远方，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春秀婶子家就在我家隔壁，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能看见她家院墙上爬满的枯萎的丝瓜藤。
“小颖回来啦？”春秀婶子正坐在门口剥豆子，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她老了很多，背佝偻得像只虾米，头发白了一大半，胡乱地扎在脑后。我记得她年轻时不是这样的，她曾是村里最俊俏的媳妇，嗓门亮，干活利索，爱穿碎花衬衫，走路时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在身后甩啊甩的。
“婶子。”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顺手帮她剥豆子。
“你妈在屋里做饭呢，说要做你最爱吃的粉蒸肉。”春秀婶子笑了笑，嘴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还是你好，常回来看看。我家小雨……唉。”
小雨是她的独生女，比我小五岁。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面“姐姐、姐姐”地叫，摘了野花要送给我，抓了知了也要让我看。她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看人时忽闪忽闪的，像是会说话。
“小雨……最近有消息吗？”我小心地问。
春秀婶子手上的动作停了停，几颗青豆从她指缝间滚落，在地上跳了几下，不动了。“上个月寄了五百块钱回来，没说在哪，也没留电话。汇款单上就一个打印的名字。”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她爹死得早，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供她读到高中。她成绩好啊，老师都说她能考上好大学……可后来，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呢？”
我知道“那样”是哪样。小雨十八岁那年，跟着一个来村里收茶叶的外地男人走了。那男人四十多岁，自称是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开着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他在村里住了半个月，租了春秀婶子家的空房，整天西装革履地进进出出，见人就递名片，说自己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在省城有多少门面。
小雨那时候刚高考完，没考好，分数只够上个大专，正闷闷不乐。那男人就总找她说话，夸她漂亮，聪明，说待在村里可惜了，应该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他还给小雨看手机里的照片，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穿着时髦的姑娘在装修豪华的店里喝茶。
“他说带小雨去省城，给她安排工作，在他店里当经理，一个月能拿四五千。”春秀婶子剥豆子的手开始发抖，“我不同意啊，我说小雨还小，那男人年纪都快赶上我了，不靠谱。可小雨跟我吵，说我土，说我耽误她前程。那男人也来劝我，一口一个‘大姐’，叫得亲热，说就把小雨当亲妹妹看，一定照顾好她。”
“后来呢？”虽然知道结局，我还是忍不住问。
“后来？”春秀婶子苦笑一声，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后来有天早上，我发现小雨不见了，她屋里的衣服少了一大半，桌上留了张字条，说‘妈，我去闯世界了，挣了钱回来孝敬你’。那男人也不见了，房租都没结。”
巷子那头传来小孩追逐打闹的声音，尖锐的笑声划破午后的沉闷。春秀婶子望着那些奔跑的身影，眼神空洞。“头一年，她还偶尔打电话回来，说在省城挺好的，工作忙。我问她在哪，具体做什么，她就含糊其辞，说在商贸城卖茶叶。再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声音也越来越疲惫。三年前，她最后一次打电话，哭得很厉害，说她被骗了，那男人有老婆孩子，茶叶生意也是假的，他欠了一屁股债，带着小雨东躲西藏……”
我握住了春秀婶子粗糙的手。她的手很凉，像冬天的枯枝。
“她说她怀孕了，那男人让她打掉，她不干，两人吵翻了。男人卷走了她攒下的最后一点钱，跑了。”春秀婶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青豆上，溅开小小的水花，“我让她回来，家里再难也有她一口饭吃。可她不肯，她说没脸回来，村里人会说闲话。她说她要生下孩子，自己养。后来……后来就再没音讯了。有人说在深圳见过她，抱着个孩子在服装厂打工；有人说在东莞，她跟了另一个男人；还有人说……说她做了不光彩的营生。”
春秀婶子抬起泪眼模糊的脸看我：“小颖，你说，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小雨那么乖的一个孩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那男人一开始也对她说得好听啊，说把她当亲妹妹，说要带她过好日子……这些话，怎么就信了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带着江水潮湿的腥气，还有远处农田里焚烧秸秆的焦糊味。我想起公司里的陈致远，想起他可能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些好听的话，那些亲昵的称呼，怎么就这么容易让人晕了头、迷了心呢？
母亲在屋里喊我吃饭。我站起身，拍了拍春秀婶子的肩膀：“婶子，进屋一起吃吧？”
她摇摇头，抹了把脸：“不了，你们娘俩好好说说话。我这儿……豆子还没剥完呢。”
我走进自家院子，桂花已经开过了，残存一点若有若无的甜香。母亲在厨房里忙碌，锅碗瓢盆碰撞出熟悉的声响。这个家，这个小村子，仿佛被时间遗忘在这里，而走出去的人，却一个个在时代的洪流里载沉载浮，面目全非。
饭桌上，母亲给我夹了一大块粉蒸肉：“多吃点，你看你，又瘦了。”她仔细端详我的脸，“工作很累？还是……感情不顺？”
我苦笑：“妈，我能有什么感情？每天公司、出租屋两点一线，认识的男性不是已婚就是秃顶。”
母亲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前阵子，你王姨想给你介绍个对象，是县中学的老师，离婚没孩子，人挺老实的……”
“妈，”我打断她，“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母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我们默默地吃饭，只有电视机里播放着喧闹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嘉宾夸张的笑声填满了沉默的空隙。
饭后，我帮母亲洗碗。她突然说：“你还记得村东头的阿斌吗？”
我的手一顿。阿斌，比我大两岁，小时候的孩子王，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没有他不会的。他父亲是木匠，母亲早逝，家里穷，但他读书用功，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那时候，他是全村的骄傲。
“记得，他怎么了？”
“疯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两个字，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
“什么？”
“疯了。”母亲重复道，用抹布使劲擦着碗沿，“说是被人骗了。在深圳搞什么投资，把工作十几年攒的钱，还把老房子抵押贷的款，全投进去了，一百多万呢。结果那是个传销窝点，上线卷款跑路了。他受了刺激，精神就不太正常了，时好时坏的。去年被送回来了，现在靠他爹照顾着，整天在村里晃悠，见人就拉着手说‘一定能发财、一定能发财’……”
我眼前浮现出阿斌的样子，不是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而是一个眼神涣散、衣衫不整的中年男人。怎么会这样呢？那个曾经在夏夜的打谷场上，指着星空对我们这群小屁孩说“以后我要造飞船”的阿斌哥？
“也是被人骗的？”我的声音干涩。
“可不嘛。”母亲把洗好的碗放进橱柜，“说是他大学同学拉他进去的，一开始对他特别好，称兄道弟，带他吃香喝辣，说他是有大本事的人，不该埋没在个小公司里。阿斌那孩子，实诚，重感情，人家几句好话一哄，就找不着北了。”
又是这样。好话，亲昵的称呼，过分的热情，像甜蜜的毒药，一点点腐蚀理智的堤防。陈致远是这样，小雨是这样，阿斌也是这样。他们像飞蛾，扑向那些散发着温暖光芒的谎言，最终被烧得遍体鳞伤。
可那些说谎的人呢？那些叫着“大哥哥”、“亲妹妹”、“好兄弟”的人，他们又得到了什么？一时的钱财？短暂的掌控感？还是某种扭曲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