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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传票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没出来。张伟来接我时，我还在发呆。
“离就离，这种人不值得。”张伟搂着我的肩膀，“有我在，不怕。”
法庭调解那天，我见到了田大山和他新娶的妻子。那女人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打扮得花枝招展。见到我，她先开口了：“哟，这就是颖子吧？长得真俊。我是你刘姨。你爸常提起你，说你最有出息了。”
田大山站在她身边，眼神躲闪。
调解员是个中年女性，她看看我，又看看田大山，叹口气：“田先生，您女儿之前已经给过您三万五了，是吧？”
“那是借的，我要还的。”田大山说。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还呢？”调解员问。
田大山不说话了。他妻子接茬道：“哎呀，一家人说什么还不还的。爸现在身体不好，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每个月光吃药就好几百。我们俩都没工作，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颖子现在是大经理，一个月工资好几万，拿四百块出来，不就是一顿饭钱嘛。”
我看着她涂得鲜红的嘴唇一开一合，突然觉得很荒谬。我转向调解员：“我失业了，现在没工作，靠打零工为生。这是我最近的银行流水和失业证明。”
我把材料递过去。调解员看了看，皱起眉。
“你胡说！”田大山的妻子叫起来，“你明明在上班！我们都打听过了！”
“那是三个月前的事。公司裁员，我失业了。”我平静地说，“而且，我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确实拿不出四百块。”
“你孩子？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田大山突然问。
“半年前生的，您不知道吗？”我看着他的眼睛，“也对，您连我结婚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我生孩子。”
调解室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最后调解员说：“这样吧，既然田颖现在确实有困难，田先生您看能不能缓一缓？等田颖找到工作再说。”
“不行！我们现在就没米下锅了！”田大山的妻子尖叫起来，“你们法院到底管不管？不管我们就去她公司闹！去她家门口闹！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不孝女！”
“够了！”一直没说话的张伟突然站起来，“爸，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爸。您摸着良心问问自己，您配吗？颖子三岁您就走了，二十多年不闻不问。她上学、结婚、生孩子，您在哪？现在老了，想起有个女儿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你谁啊你？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插嘴？”田大山的妻子叉着腰。
“我是她丈夫，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张伟把我护在身后，“今天我把话放这儿，要告你们就去告，法院判多少我们给多少。但想多要一分，没有！”
调解不欢而散。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沉默。张伟握着我的手：“别怕，有我在。”
“我不是怕。”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我只是觉得，特别没意思。”
那场官司打了半年。田大山坚持要四百，我坚持不给。最后法院判决，考虑到我之前给过三万五，且目前失业，暂时不需要支付赡养费，但等我找到稳定工作后，需重新审议。
田大山不服，要上诉。但他妻子突然不干了，听说是在外面欠了赌债，跑路了。田大山一个人，没钱请律师，上诉的事就不了了之。
我以为这次真的结束了。可命运总爱开玩笑。
今年春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槐树村的村支书，说我父亲田大山在村里，病得很重，能不能去看看他。
“他在村里？”我很惊讶。
“回来小半年了。一直住在你们家老房子里，也不跟人来往。前几天邻居闻着有味儿，进去一看，人躺在地上，烧得厉害。我们给送医院了，医生说再晚点就危险了。”
我握着手机，心里五味杂陈。张伟看着我：“你想去吗？”
我想说不，但脑海里却浮现出奶奶的脸。她临终前那句没说完的话，像一道咒语，箍住了我。
“我去看看。”我说。
回到槐树村时，已经是傍晚。村子变化很大，修了水泥路，盖了新房子，只有村头那棵老槐树还站在那儿，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田大山住在镇卫生院，一间简陋的三人病房。我走进去时，他正睡着，瘦得脱了形，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影子。同病房的人告诉我，他住院这几天，除了村里人偶尔送点饭，没人来看过他。
我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准备离开时，他醒了。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挣扎着想坐起来。
“你别动。”我说。
“你......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嘶哑。
“村支书给我打电话了。”
他沉默了，然后说：“麻烦你了。”
“医生说你是肺炎，要住几天院。钱我已经交了，你好好养病。”我把一张银行卡放在床头，“这里面有两千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出院后，找个地方住，别回村里了，老房子不能住人了。”
他盯着那张卡，突然哭了。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颖子，爸对不起你。爸......爸不是人。”他断断续续地说，“当年扔下你，是爸糊涂。后来想回去，又没脸。在城里混了半辈子，啥也没混出来。离婚了，儿子也不认我。我就想啊，我还有个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不会不管我......”
“别说了。”我打断他。
“我要说，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他抹了把脸，“我知道，我没资格当你爹。那三万五，我是真打算还的，可是......可是刘娟，就是后来那个，她拿去赌了，全输了。告你，也是她撺掇的，说只要告，法院就会判，到时候不止四百......我不是人，我......”
“都过去了。”我说，“你好好养病，我走了。”
“颖子！”他叫住我，“老槐树下，东边第三块砖底下，我埋了个铁盒。你......你去挖出来。”
我看着他，他眼里有种奇怪的光。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出了医院，我没直接回城，而是去了老槐树下。夕阳把树影拉得很长，像许多年前一样。我找到东边第三块砖，轻轻一撬，砖是松的。底下果然有个生锈的铁盒子。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本存折，还有一封信。存折上是我的名字，从2005年开始，每个月都有一笔存款，五十、一百、两百......直到去年年底，最后一笔是三百。累计两万一千八百元。
信很简短，字迹歪歪扭扭：
“颖子，爸对不起你。这些钱是我这些年攒的，本想凑够三万五还你，可是病了，没攒够。密码是你生日。下辈子，我还当你爹，一定好好当。爸”
我蹲在老槐树下，抱着那个铁盒子，哭得不能自已。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落在存折上，那些数字像是有了温度，烫得我心口生疼。
回到医院时，天已经黑了。田大山睡着了，呼吸平稳了许多。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我恨了三十多年的男人，突然恨不起来了。
村支书说得对，老房子不能住人了。我托人在镇上给他租了间小房子，请了个护工照顾他。离开那天，我去看他，他精神好了很多。
“钱够用吗？”我问。
“够了够了。”他连连点头，“颖子，爸......”
“好好养着，有事给我打电话。”我把新手机递给他，“里面存了我的号码。”
他接过手机，手有些抖。
走出房门时，他在后面说：“颖子，谢谢你。”
我没回头，只是挥了挥手。
回城的高铁上，我给张伟打电话，说了铁盒子和存折的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接他来家里住吗？”
“不。”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给他租个房子，请个人照顾，就够了。有些伤害，不是补偿就能弥补的。但我愿意给他一个安度晚年的机会，不为他，为我自己。”
“为你自己？”
“嗯。我不想等我也老了，回忆这一生时，只剩下恨。”
电话那头，张伟轻声说：“我懂。”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儿子的照片，那个小家伙笑得没心没肺。我亲了亲屏幕，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老槐树下的铁盒子，我没带走，埋回了原处。有些东西，就让它留在该留的地方吧。至于我和田大山，我们成不了普通的父女，但也许，能成为彼此生命中不那么陌生的人。
高铁驶进隧道，车窗上映出我的脸。我看见自己在笑，那笑容里，有释然，有疲惫，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平静。
槐树村越来越远，但这一次，我知道，我终于真正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