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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年，元丰八年，38岁的赵顼突然去世，举朝震惊。
赵顼在位18年，一直以再造汉唐盛世作为己任，力排众议重用小王等改革派，试图一改北宋以往积贫积弱的现状。
他的确做到了部分。
在赵顼时期，政府的财政收人大为增加，北宋府库储存的钱物可供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支出。《宋史》云：“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变法，让朝廷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国家经济出现繁荣。
但，赵顼毕竟年纪太轻，其政治操守和能力与仁宗赵顼相比还是差很多。
如果把治国当成烹饪，赵顼注重慢火熬，既让范仲淹等能臣上台，也让吕夷简等权臣得利，掌握着火候，不能让汤煮得太烫或者太凉。
他让吕夷简掌权，却时时用范仲淹来牵制他。他让知识分子看到希望，却又不完全让权于范仲淹等人。
他把握着火候与分寸。
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情商。
赵顼则利用急火煮汤，老臣纷纷退二线，新派纷纷上台，将汤煮得太烫。而新提拔的新派品性又不行，如吕惠卿、蔡确、邓绾、舒亶、曾布、李定等事后证明都不是好东西。
完全依靠新派造成了朝廷的分裂和倾轧。
非常不利于团结。
对苏轼等人的打压，让那些中下级的官僚们战战兢兢，失去了向上的动力。
这些中下级的官僚们的普遍想法是：苏轼这样的才子都得不到提拔，那我们这样的庸才就算了。
既不想违背初衷谄媚讨好上级，也不想因为不听话落得和苏轼一样的下场。
因此，北宋王朝中下级官员普遍沉默，轻易不写诗，不发声。
乌台诗案，表面上是让苏轼难堪了，但其实是伤了众多没背景没关系不善于投机钻营的官吏们的心。
兔死狐悲。
既然努力了也没用，那还不如顺势而为。
许多脑子“聪明”的官员纷纷提前退居二线，兼任“提举、管句宫观之职”。
有着优厚的福利，又不用干活，乐得舒服（毕沅《续资治通鉴》：“近年以来，朝廷宽假资格稍高之人，为其衰迟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举、管句宫观之职，优与俸禄，不立员数。而臣僚趋闲贪禄，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职。条制既宽，初未厘革，今内外宫观约百馀员，无纤芥职事，岁费廪食不下数万缗”）。
但历史还在发展。
赵顼死后，太子赵煦即位，史称宋哲宗。
只是，此时的赵煦才8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不具备处理朝政的能力。
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她将掌权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