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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是陈总在2016年夏天经历的。那年他父亲帮他竞标成功，拿下了重庆周边一个村庄的拆迁工程。
这个村子拆完后要建新小区，利润不错。陈总很快组建了大型施工团队，浩浩荡荡开进了现场。经过初步勘察，他发现这村子挺好整理的，没什么大麻烦——但有个例外：村西头有一大片墓地。
从墓碑上看，那些坟有的一百二十年，有的一百五十年，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坟场。陈总心里清楚，这是整个工程唯一的难点，只要把这事儿处理好，剩下的都不叫事儿。
他带着副总和其他几个负责人，找到了村长，开始协商墓地迁移的事。
村长人不错，说话也痛快：“我配合你们，挨家挨户做工作，让各家签字。但你们得答应我，一定要妥善迁移，这毕竟是人家祖上的坟，咱不能亏了村里人。”
陈总一听，心里踏实了。这没什么麻烦的，村长这么配合，事情就好办了。
双方把赔偿金额协商好后，村长就开始带着他们挨家挨户做工作。花了一段时间，把所有赔付事宜都谈妥了，村民们只有一个要求：迁移的时候，一定要按民俗做法事，咱们老百姓不懂这些，全靠你们了。
陈总也答应了。开工之前，他请来了各路高人、法师，按照本地民俗，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坟墓动迁仪式。该烧的烧，该拜的拜，该念的念，一套流程走下来，村民们看着满意，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工程顺利推进，大概干了半年，整个村子就拆完了，新小区的建设也开始走上正轨。陈总那时候没多想什么，接着忙别的项目去了。
事情过去七八个月，陈总又接了个新工程，需要联系之前的施工队队长老周。
电话一打通，老周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疲惫、低沉，完全不像以前那个风风火火的汉子。
“陈总，这回我干不了了，您得另找人了。我整个工队也顾不上了，人现在在老家呢。”
陈总一愣：“怎么？出什么事了？”
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陈总，我们家……出大事了。自从干完您那工程，我家里人就再没得好。”
他开始讲——
工程结束大概二十来天，家里人就急急忙忙打电话让他回去，说他妈病了。病得很吓人，是狂犬病。
那天他妈在地里干农活，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条野狗，照着她腿上就是一口。老太太岁数大了，文化程度也不高，当时就拿肥皂水洗了洗，没太当回事。可没出三天，人就发起高烧来。家里人赶紧往医院送，半路上，狂犬病的症状就出来了——她开始吐出舌头，四处乱舔，嘴里呼噜呼噜的，逮着什么想咬什么，像疯了一样。
送到医院，医生一看就知道是狂犬病。这病大家可能也知道，一旦发作，基本救不回来。再加上老太太年纪大了，抢救了没几个钟头，人就没了。
六十来岁，就这么走了。一家人全懵了。
可这还只是开始。
老太太走后两个多月，老爷子也出事了。老伴儿没了，老爷子天天茶不思饭不想，整个人蔫了下去。他开始跟儿子念叨：“你妈回来了……昨天就站在咱家门口，让我跟她走。她说我也到时候了。儿子啊，哪天爸爸要是走了，你也别难过，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们也都长大了，用不着我了。”
老周那时候还劝他，说他胡思乱想，让他别瞎说。可老爷子说完这话没出半个月，有天老周从地里回来，推开门，就看见老爷子坐在那张竹子摇椅上——已经走了。
听到这儿，陈总心里也不是滋味。可他也觉得，老太太被狗咬是个意外，老爷子思念老伴，茶饭不思，慢慢没了，也算正常。这事儿，可能就是个巧合吧。
“老周，你节哀……”他刚想安慰几句。
“陈总，您先听我说完。”老周打断了他，“后边儿的事，您听完再说话。”
老太太走了，老爷子也走了，老周家里就剩下他和一个妹妹。妹妹快四十了，一直没嫁出去，长得挺漂亮，就是性格有点怪。老两口在的时候还好，如今父母都没了，妹妹就全靠他照顾。
可老爸走了没几天，老周就发现妹妹说话不对劲了。
一开始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妹妹神神秘秘地跟他说：“哥，我昨天晚上去洗手间，看见咱家院子里站着一堆人，得有七八个。我扒着门缝往外看，那些人嘴里全说要找你，说找你有什么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是清朝民国那时候的打扮，吓得我没敢出声就跑回来了。哥，你不觉得咱家不对劲吗？你在外边儿到底做了什么事？”
老周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隐隐约约知道可能是因为什么，可他不敢往那方面想。他没接妹妹的话茬，只是随口应付了几句。
可从那以后，妹妹就越来越不对劲了。她开始频繁说那些奇怪的话，说院子里又有人了，说那些人天天晚上来找她说话。慢慢的，人不只是说怪话，开始变得神经兮兮的，情绪也不稳定，有时候哭有时候笑，怎么看怎么不正常。
邻居都劝他：“老周，你得带你妹妹去医院看看。你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她受刺激太大，别是精神出问题了。”
老周听着有理，决定转天带妹妹去省城精神病院检查一下。
可那天早晨，他起来之后，像往常一样叫妹妹出来吃早饭。叫了好几声，没人应。他去敲妹妹的房门，敲了半天，里边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心里开始慌了，用力敲门、喊话，还是没反应。这么着，他敲了有二十来分钟，实在等不下去了，只好把门撞开。
门一开，他整个人就僵在那儿了。
妹妹吊在屋里，拿一根绳子，在自己闺房里上吊了。
人已经硬了。看那样子，应该是夜里两三点的时候就走了，等到他撞开门，早就没了救。
老周说，从那以后，他整个人就垮了。父母没了，妹妹也没了，一家人就这么散了。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陈总，”老周在电话里问，“您说，他们为什么就找我家里人呢？我自己怎么没事？再说了，咱们动迁那会儿，法事做得那么足，怎么这些人还这么小心眼儿？我们没有恶意啊，这时代在发展，这些地方总要整改，总不能永远留着那些老坟吧？可他们怎么就……怎么就偏偏要我家人的命呢？”
陈总握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事儿，他没办法解释，也没办法安慰。他只能听着老周在电话那头，用那种干涩的、疲惫的、带着深深困惑的声音，一遍一遍地问着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工程的事，自然是黄了。老周的施工队也散了。陈总后来再没联系过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只是偶尔想起这件事的时候，陈总还会觉得后背发凉。那些动迁的坟，那些烧过的纸钱，那些念过的经文——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是不是做得足够，谁也说不清。
能说清的只有一件事：有些事情，一旦做下了，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