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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站在那里，很久没有动。然后他们走过去，把一条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
那天晚上，新来的守夜人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片海边，很多人在那里。他们手里都拿着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着纸条。他走过去，站在他们中间。然后他看到了阿远，年轻的阿远，背着包，眼睛很亮。
“瓶子还在漂吗？”阿远问。
“还在漂。”
“总会有人捡到的。”
阿远笑了。“嗯。总会有人。”
阿远走后的第一年，纪念站的邮筒里多了一封奇怪的信。信封上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只有一个红色的戳：“地址不详 退回”。邮递员说，这封信在邮局里待了二十年，每年都被拿出来试着寄一次，每年都被退回来。后来邮局要搬迁了，他们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就送到了纪念站。
守夜人叫阿屿，是个沉默的年轻人。他接过那封信，很轻，里面似乎只有一张纸。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放在那三颗晶体旁边，没有拆。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信。他只是替别人收着。
那年秋天，纪念站又来了一封退回的信。这次信封上有一个名字：“李国栋收”。地址是这座纪念站。但纪念站没有一个叫李国栋的人。阿屿查了很久，才想起很多年前，有一个守灯塔的人叫李国栋，但他不在这里，在北边，而且已经走了很多年了。这封信迟到了太久。阿屿拆开信，纸已经泛黄了，字迹很轻：“国栋，你好。我是你年轻时候的朋友。几十年没见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还记得你。记得你站在灯塔上的样子。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这封信能到你手里，给我回个信。我还住在老地方。”
阿屿看着那封信，很久没有说话。他不知道李国栋的朋友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个老地方还在不在。他把信重新封好，放在窗台上。
那年冬天，纪念站收到了越来越多的退回的信。有些是地址不对，有些是查无此人，有些是收件人已故。邮递员说，这些信没有地方去了，也许纪念站可以收着。阿屿把它们一封一封地放好，在窗台上排成一排。
有一天，他拆开一封很旧的信。信是一个母亲写的，收件人是她的儿子。儿子出海打鱼，再也没有回来。母亲每年都写一封信，寄到海边。每年都被退回。她写了二十年。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妈还在。妈等你。”
阿屿读完信，把它放在窗台上，放在那三颗晶体旁边。然后他坐在那把黑色石椅上，望着窗外那片海。他想，那个儿子也许永远收不到这些信了。但海收到了。
那年春天，阿屿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些退回的信读给海听。不是一封一封地读，而是每天清晨，站在窗前，读一封。让海听到，让那些收信的人——无论在哪里——听到。
第一天，他读那封母亲写给儿子的信。第二天，他读那封朋友写给李国栋的信。第三天，他读一封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的信：“对不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读了很久，读了很多封。每一封读完，他都把信放回窗台上，然后轻声说：“送到了。”
那年夏天，纪念站来了一位老人。她八十多岁，拄着拐杖，走得很慢。她站在大厅里，手里拿着一封信，手在抖。
“我听说，这里的海会收信。”她说，“我想寄一封。”
阿屿接过信，信封上写着：“给我儿子。”他问老人：“您儿子在哪里？”
老人看着窗外那片海。“在海里。走了很多年了。”
阿屿把信放在窗台上，放在那三颗晶体旁边。“海收到了。”
老人点点头，站在那里，望着窗外那片海，很久很久。
那年秋天，阿屿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一个女人写的，字迹很轻：“阿屿，你好。我爷爷是邮递员，送了一辈子的信。他退休的时候，手里还有一封信没送到。收件人搬走了，找不到了。他走的时候，让我把这封信送到海边。说，海会收的。”阿屿把信放在窗台上，没有拆。他想，有些信，不需要知道写了什么。只要知道，有人写了，有人送了，有人收了。
那年冬天，阿屿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片海边，很多人在那里。有老人，有年轻人，有他认识的，有他不认识的。他们手里都拿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不同的名字。他走过去，站在他们中间。然后他看到了一个邮递员，很老了，穿着旧制服，手里拿着一封信。
“这封信，送了一辈子。”邮递员说。
阿屿接过信，信封上写着：“给海。”没有收件人，没有地址。他拆开信，里面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