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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便从未停歇。在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后，日军又相继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攻占热河全省、进犯长城各口，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日本政府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阴谋，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建立第二个“满洲国”。这一企图在遭到中国人民强烈抵制后，日本转而加紧军事部署，以武力夺取华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终称霸世界的野心。同年8月，日本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召开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这份文件将日本的扩张路线图清晰地勾勒出来——先吞并中国，再北进或南进，最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从1936年5月起，日本开始向华北持续增兵。中国驻屯军的兵力由最初的1771人骤增至5700余人，驻防范围从《辛丑条约》规定的北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向北平西南的丰台、通县等地延伸。与此同时，关东军向察哈尔的多伦、热河的围场等地屯兵至5000余人，整编伪蒙军达4万余人，扩编盘踞在冀东的伪保安队1.7万余人。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了包围态势。
进入1937年，华北的局势愈发紧张。日本驻丰台的部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有时在北平城近郊，有时在卢沟桥附近，有时甚至在夜间进行实弹射击。6月以后，这种演习愈加频繁，几乎每日不断。日军的意图十分明确：一方面是向中国军队示威施压，另一方面是让士兵熟悉地形，伺机挑起事端。对北平的进攻，已是箭在弦上，引弓待发。
此时的华北，实际上已无完整的国家主权可言。自《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和党部被迫撤出河北，华北出现了三股势力并存的复杂局面：
其一，是宋哲元领导的第二十九军及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支从西北军分化出来的部队，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宋哲元在夹缝中艰难周旋，一方面要应付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与南京方面的微妙关系。他的政务委员会控制着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分地区，但处处受到日军的掣肘。
其二，是汉奸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伪政权盘踞在冀东二十二县，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傀儡，实际上成为日军控制华北的重要工具。
其三，是实力最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经过多年经营，日军已渗入华北的经贸、政治、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他们在天津设有驻屯军司令部，在北平、丰台、通县等地驻有重兵，拥有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实际上成为华北地区的有力“统治者”。
在地理态势上，北平的处境已十分危急。东面，是殷汝耕的伪冀东政权和日军控制的通县；北面，是日军重兵集结的热河；南面，是被日军占领的丰台。三面均已被日军和伪军控制，唯有西南面的宛平城还控制在第二十九军手中。一旦宛平失守，北平将被完全包围切割，成为一座孤城。
宛平城，这座始建于明末的军事要塞，专为拱卫京师而建。城墙坚固，四门错落，与普通的县城格局迥异。它背靠永定河，扼守着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而在宛平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上的，便是那座举世闻名的卢沟桥。
卢沟桥，不仅是进出北平的门户，更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交通枢纽。从北平南下的公路、铁路均由此经过。时人深知此地的战略价值：“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座桥，就是北平城的最后一道命门。
在卢沟桥与丰台之间，有一座历史悠久的龙王庙。1937年7月7日，正是这个普通的夏日夜晚，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晚7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地开往龙王庙一带，声称要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时值盛夏，夜色深沉。10时40分左右，日军演习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枪响。枪声划破夜空，也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来电话，声称有日军陆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夜间演习时，“仿佛听见”宛平城内发出枪声，致使演习部队一时混乱，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这个借口拙劣得令人发指。丢失士兵？日军演习结束后清点人数，所谓“失踪”的士兵其实只是暂时离队，20分钟后便已归队。但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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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军军部严词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答复函义正辞严：“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事先同意在此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中国主权。至于士兵走失，与我方无关，我方不能负责。如贵方要搜查，可在演习区域内自行搜寻，绝不能进入宛平城。”
7月8日凌晨2时，日方再次发出威胁：如不允许进城搜查，将以武力保卫前进。而后，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长下达了作战命令。凌晨5时许，日军开始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
守卫在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是第二十九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这位年仅29岁的青年军官，立即率部奋起抵抗。日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的第219团官兵仅有两个排，60余人。面对日军一个大队数百人的猛攻，他们毫无惧色，依托桥头工事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弯了就肉搏。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龙王庙和铁路桥一度陷于敌手。
消息传到宛平城内，吉星文怒发冲冠。他立即组织反击，命令部队挑选精干战士组成敢死队。凌晨时分，敢死队员用绳梯悄悄爬出宛平城，在夜色掩护下摸向铁路桥。他们出其不意地将日军一个中队包围在铁路桥上，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措手不及，一个中队被全歼在桥上。敢死队重新夺回了龙王庙和铁路桥，将日军的嚣张气焰狠狠打了下去。
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亲临前线指挥，在一个营部里发出誓死“与桥共存亡”的命令，激励着每一个守军将士。此后数日，双方在卢沟桥和宛平城一带反复争夺，枪炮声不绝于耳。
事变之初，局势呈现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复杂局面。第二十九军与冀察当局的领导者被日军施放的“和平”烟幕所迷惑。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三项口头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退到丰台，第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宛平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此后数日，和谈在零星冲突中时断时续。宋哲元等人认为日军的行动只是“地方事件”，幻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他虽于7月16日下达了确保北平的作战预备命令，却无具体部署和战备行动。更有甚者，为向日军表示“和平诚意”，他竟下令将北平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沙包等一律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城门完全开启。当孙连仲等部奉命北上支援时，他竟发电予以抵制，称“平津地区局势可控，无需增援”。
然而，日本人的“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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