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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间走到三月中旬，情况变了。
三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与苏联就军事援助问题在莫斯科达成了口头协议。斯大林承诺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贷款，首批物资清单上列着数百架飞机、数百门火炮、数千挺机枪，以及配套的弹药和油料。口头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华北抗日联军，但苏联顾问团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谈时，“顺便”提到了察哈尔方向的对日作战——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已经摆在了苏联远东军区司令的桌上。
与此同时，抗联在民间的声望已非一纸命令能够掩盖。张北大捷传遍全国后，从上海的弄堂到北平的大学，从武汉的码头到广州的茶楼，到处都有人在传颂那支在塞北荒原上打的捷报。国民党如果强行撤销抗联番号、将部队打散并入其他编制，在政治舆论上无异于自毁一道抗日旗帜。更不用说，在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方显曙光的敏感时刻，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排斥抗日武装”的举动，都可能让延安方面在舆论上占据主动。
三月十七日，南京国防部会议室。
围坐在长桌两侧的军政要员们，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三八协议的详细条款，一份是华北抗联的兵力和战绩统计，还有一份是莫斯科军事援助会谈的纪要简报。
讨论从午后持续到黄昏，烟雾弥漫，茶杯换了三巡。最终形成的意见是：将抗联单独改编为一个师，并优先进行改编，以此作为国共合作的“典范案例”。这样做既能在国际上展示国民政府联合各方抗日的诚意，又能给延安方面一个名分——你们最亮眼的这支部队，我们不但没吃没拆，反而单独成师、率先改编，南京是有诚意的。
但在番号问题上，蒋介石的笔没有停。他拟了一个数字——145师。
这个番号不是随便挑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下辖四个师，编号分别为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一三二、第一四三。按序补编，下一个便是145。理由很充分，又很不好辩驳。宋哲元是华北最高指挥官，华北抗联既然在华北作战，改编后理应划归第二十九军战斗序列。一切合情合理。
蒋介石放下笔，嘴角的纹路微微动了一下。他当然知道，把一支共产党一手培养、战绩斐然的部队塞给宋哲元，意味着什么。宋哲元在华北一直对自己的中央军心存戒惧，排斥中央势力渗透，西安事变时又力主和平解决，和南京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现在把国共合作的“典范”交到他手里，表面上是委以重任，实际上是一步三算的棋——恶心宋哲元，分化29军，把抗联从共产党指挥体系里剥离出来，为未来可能的变化留一手。共产党要是拒绝这个安排，就落了口实；共产党要是同意，抗联就等于被绑在了29军的战车上，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和宋哲元一起承受华北局势的挤压。
延安的回电来得很快。同意。
三月二十一日，南京正式下令：华北抗日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45师，隶属第二十九军序列。145师下辖两旅四团：第三四三旅，下辖第八六五团、第八六六团；第三四五旅，下辖第八六七团、第八六八团。师长秋成。即日起优先改编，作为国共合作抗日之典范，限期完成整编。
命令下达的当天下午，张掖西路军指挥部作战室的炭火盆噼啪作响。秋成刚和董振堂商讨完红五军的编练计划，还没有跨出门槛，译电参谋便快步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种难以言明的表情，双手呈上了一份刚译出的电文。
秋成接过电文，目光扫过纸面。他的手指在“145师”三个字上停了片刻。
在接下145师番号的同时，中央军委对部队的整编方案进行了周密考量。国民党的编制框框是死的——两旅四团，满打满算一万余人。可抗联在察哈尔发展至今，能战之兵已近两万人。要把两万条枪塞进一万余人的编制，如同将大河的水灌入窄口的瓶。还有要考虑现在庞大的红军，加上抗联的一个师也就是只有4个师的编制，总计也就才5万的编制。
于是，一份详尽的整编方案在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央军委决定：将145师的实际编制做大，以容纳更多骨干力量。抗联整体改编为第三四三旅，已经和苏联进行了沟通滕代远调回中央，在联合抗日的趋势下苏联大力支持，调红八军团一部与东路纵队一部合编为第三四四旅。表面上是两旅四团的框架，但每个团的营连编制都塞得满满当当，兵员远超国民党规定的数字。这些多出来的编制不会被写在花名册上，但也同样领不了南京的饷。
第一四五师编制
师部
师长：秋成
副师长：董振堂
参谋长：唐睿
政训处主任：黄苏
供给部长：李福顺
第三四三旅
旅长：邓萍
副旅长：黄超
参谋长：罗南辉
政训处主任：李屏仁
副参谋长：杨克明
第八六五团（团长：杨汉章正、杨森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