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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它在看我。从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隔着一个我跨越不了的距离，看着我。像一头耐心的野兽，等待着一个它确定无疑的机会。
奶奶在我十五岁那年去世了。
临终前，我爹把她从青石镇接到了县城医院。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张纸，皮肤几乎是透明的，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她拉着我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跟我说了几句话。
“深深，”她说，“那个东西还在。它会一直跟着你，直到你死，或者——直到它死。”
“它到底是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奶奶说，“陈婆婆也不知道。她说那不是普通的鬼，不是妖，不是怪，不是任何她知道的东西。她说那个东西比她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老，都强，都执拗。”
“那我该怎么办？”
奶奶没有回答。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音节。
我凑过去，把耳朵贴在她嘴边。
她说的是：“找到林江。”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再也没有睁开。
那之后的日子，我按部就班地长大，念书，工作，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但奶奶临终前的那句话，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怎么也拔不掉。
找到林江。
林江还活着吗？二十年前他就是个老人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他就算还活着，也得九十多岁了。而且他在哪里？青石镇外的破庙早就拆了，他要是还活着，又能去哪里？
我试过打听，但没有任何结果。青石镇的人提起林江，都含糊其辞，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走了，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人们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但我心里清楚，他存在过。我爹去找过他，他跟我爹说了那些话。他一定知道些什么，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知道它为什么要缠着我，知道怎么才能把它送走或者——杀死。
问题是我找不到他。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省城租了一间小公寓，过着朝九晚五的平淡生活。我交了女朋友，分了，又交了，又分了。我试着让自己相信，那些童年的经历只是小孩子的幻觉，是我多思多虑的大脑编造出来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褪色，慢慢模糊，最终消失不见。
但它们没有褪色，没有模糊，没有消失。
二十五年过去了，七岁那年的每一个细节，依然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清晰。门缝里的那个东西的形状，它那两道发光的缝隙的角度，它用我的声音叫我的名字时的语调，甚至那晚空气中弥漫的那股潮湿的、腐朽的、像是打开了一个很久没有开启的地下室的味道——所有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在脑子里刻了一张光盘，随时可以调出来播放。
我开始失眠。
不是因为工作压力，不是因为感情问题，而是因为那根针。
那根扎在后脑勺上的、看不见的针。
每天晚上，当我把灯关掉，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准备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从后脑勺的位置传来，沿着脊椎往下走，走遍全身，让我每一寸皮肤都起鸡皮疙瘩。
我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我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扇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没有东西站在门缝里，没有东西蹲在墙角，没有任何异常。
但我就是知道，它在看我。
每次我告诉自己这是疑神疑鬼，这是心理作用，这是我童年的创伤在作祟——就在这时候，我会听见那个声音。
不是真实的、通过空气传播的声音，而是一种更隐秘的、直接出现在脑子里的声音。那个声音用不属于任何人的语调，说着一句我听了无数遍的话：
“深深——”
它在叫我的名字。
后来我就不关灯睡觉了。我把床头灯调到最暗，整夜整夜地开着。有光的时候，那种感觉会弱一些，但还是存在，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怎么都脱不掉。
我试过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给我开了一些安眠药。安眠药确实有用，吃完之后我会沉沉睡去，不做梦，不惊醒，一觉到天亮。但第二天醒来，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强烈了，像是它在我睡着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一些我不知道的、不愿让我知道的事情。
吃了大概两个月的安眠药之后，我决定戒掉。
不是因为副作用，而是因为一个梦。
不，不是梦。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也许是清醒梦，也许是灵魂出窍，也许是别的什么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在我吃完安眠药、陷入那种半梦半醒的混沌状态之后，我看见了它。
不是站在门缝里，不是站在远处的柳树下，而是就站在我的床边。
我躺在床上，身体动不了，眼睛也睁不开，但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或者说，我以为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就在我的右手边，离我不到一米的距离。
我能感觉到它的形状。通体漆黑，尖尖的脑袋，在那两道细长的缝隙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一种更古老的、更直接的方式，穿透我的皮肤，穿透我的肌肉，穿透我的骨骼，看着我的灵魂。
我想动，动不了。想叫，叫不出。想睁开眼睛，眼皮像被缝上了一样。
然后我听见了它的声音。
不是用我的声音，不是用奶奶的声音，不是用任何人的声音。这一次，它用的是它自己的声音。那声音低沉、沙哑，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属于人间的回响。
“顾深，”它说，“二十五年前，你奶奶把她的命给了你，让你多活了二十五年。但那根簪子里的东西，已经用完了。”
“你奶奶死了。”
“你爹老了。”
“你娘病了。”
“没有人能保护你了。”
“你是我的。”
我想反驳，想说不是，想说我是我自己的，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拥有另一个人。但我说不出话，我的嘴巴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只能发出含混的、无意义的喉音。
它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挣扎，那两道缝隙微微弯了一下，像在笑。
“别急，”它说，“我不急着要你。我等了二十五年，可以再等二十五年。你的人生还长，你的恐惧还在生长，我要的不是一具尸体，我要的是你全部的生命，全部的恐惧，全部的绝望。”
“在你最快乐的时候，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会来的。”
“我一直在看着你。”
我从那个状态中惊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枕头被汗水浸透了，床单上有一大片湿痕，像是有人在我身上泼了一桶水。我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床头灯还亮着，灯光微弱而温暖。
但窗帘不知道什么时候拉开了。
窗户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在水雾上，有人——或者说，有东西——用手指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字：
“等。”
那天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回青石镇。
我要找到林江，或者找到任何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的人。我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缠着我，怎么才能把它赶走。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一个三十二岁的成年男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做着体面的工作，居然要回老家去找一个可能早就死了的疯子，就为了弄明白一个童年阴影的真相。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因为它说的是对的。奶奶死了，我爹老了，我娘病了。没有人能保护我了。如果我继续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总有一天，它会来的。在我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在我最快乐的时候，它会来的。
然后它会拿走我的一切，就像它拿走了我二叔的命一样。
不，比那更糟。
它会拿走我。
所以我必须去。
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买了回青石镇的长途汽车票。出发那天早上，我给在老家县城的老爹打了个电话，说我回去看看他和我娘。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是回来看我们，还是回青石镇？”
我愣了一下，说：“都想看看。”
他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然后他说：“你奶奶临走前跟我说，让你别回去。她说那个东西在青石镇等你，你回去了，就再也走不了了。”
“爹，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
“你跟你奶奶一样犟，”他说，“我拦不住你。但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林江还活着。他在青石镇。这二十多年，他哪儿都没去，一直住在镇子外面。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神仙，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一件事——你奶奶说过的那些话，只有他能解释。”
“他为什么不肯帮我？”
“因为他要你自己去找他。他说过一句话，你奶奶告诉我的，我一直没跟你说。”我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奇怪，像是在说一件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他说，‘顾家的那个孩子，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不会来找我。等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才配知道答案。’”
“配知道答案？”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觉得荒谬极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爹说，“但你现在要去找他了，不是吗？”
我没有说话。
“深深，”我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到几乎像是在哀求，“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你在青石镇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遇到什么，别逞能。不行就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到省城去，跑到北京去，跑到国外去。有些东西，躲不过就逃，逃不过就躲，命比面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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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你。”我说。
但我和我爹都知道，这是一句空话。
有些东西，你躲不掉，也逃不掉。因为它在你的骨头里，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每一个梦里。你能跑到天涯海角，但它就在那里，在你心里，在你看不见的某个地方，一直看着你。
长途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四个小时，又转省道开了两个小时，最后在一个灰扑扑的路边站牌前停了下来。青石镇到了。
我从车上下来，拎着行李，站在那条二十五年没走过的路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镇子变了很多。以前那些低矮的土坯房大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贴着白瓷砖的两层小楼。以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铺上了水泥，路两边装上了太阳能路灯。镇子东头那座土地庙还在，但翻新过了，刷了红漆，庙门口的石狮子换了一对新的，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但有些东西没变。
镇子外面那片杨树林还在，比以前更密更高了。镇子后面那条河还在，河水还是那种浑浊的黄绿色，无声无息地流淌着。最重要的是，镇子最深处，我家那座老宅子还在。
我没有先去老宅子。我先去了镇东头，我奶奶的老房子。
那房子已经没人住了，门窗紧闭，门上的锁锈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院子里长满了齐腰深的草，墙头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扇我无数次跑进去的门，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涩。
奶奶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将近六十年，在这间屋子里养大了我爹和我二叔，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她告诉我要找到林江。
“请问，你找谁？”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手里拄着一根竹竿，眯着眼睛打量着我。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用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他的眼睛浑浊，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像两把藏在雾里的刀。
“您好，我是顾家的，顾深的儿子，以前住在这里的。”我说。
老头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顾家的人，”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你回来了。”
“您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奶奶。这个镇上的人，谁不认识你奶奶？”老头顿了顿，“你是回来找那个东西的？”
我愣住了。我没有想到，二十五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件事。
“你知道那个东西？”我问。
老头没有直接回答。他拄着竹竿，慢慢地走到院墙边，坐下来，拍了一下身边的石头，示意我也坐。
我坐下了。
“你奶奶走了以后，”老头说，“那个东西安静了几年。大概三四年吧，什么都没发生，所有人都以为事情过去了。但后来——”
他停下来，像是在回忆什么不愿意回忆的事情。
“后来怎么了？”我问。
“后来镇上开始有人失踪。不是一下子就失踪的，是隔一段时间少一个，隔一段时间少一个。开始是些流浪汉，没人注意。后来是些独居的老人，家里人报了警，警察来找过，没找到。再后来——”
老头的嘴唇抖了一下。
“再后来，失踪的是孩子。”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第一个孩子是王家的孙子，五岁，在自己家院子里玩，大人进屋倒杯水的功夫，出来就不见了。找遍了整个镇子，找不到。报了警，警察来了，查了三天，什么都没查到。”
“第二个孩子是李家的闺女，四岁，夜里从床上不见了。门窗都是锁着的，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孩子就这么没了。”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老头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后来镇上的人开始搬家。能走的都走了，走不掉的也想办法走了。现在的青石镇，常住人口不到二十年前的一半。”
“警察没有查出什么？”我问。
“警察能查出什么？”老头苦笑了一声，“他们查来查去，最后说是人贩子干的。但哪个镇的人贩子这么厉害，能穿墙入室，能在大人眼皮底下把孩子偷走？”
“你觉得是那个东西干的？”
老头转过头来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光。
“你奶奶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她说那个东西在等你。它不动别人家的孩子，是因为它不是冲着别人家的孩子来的。它冲着你来的。但它要的是你的恐惧，你的绝望，你的一切。怎么才能让一个人最恐惧、最绝望？”
他停顿了一下。
“从他身边最亲的人开始。”
我想起了顾浅。二十五年前，那个东西就是从顾浅开始的。它没有直接冲我来，而是先对顾浅下手，让我家人陷入恐惧和绝望，让我在那种氛围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崩溃。
现在它又开始了。
但它等不了二十五年了。它没有那个耐心，或者说，它没有那个必要。奶奶死了，我爹老了，我娘病了。所有挡在我和它之间的东西都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它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走向我，一步一步地，带着我从它那里感受过的所有恐惧，走向我。
“林江在哪里？”我突然问。
老头愣了一下。
“你找他？”
“我奶奶让我来找他。”
老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站起来，拄着竹竿，朝镇子外面走去。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跟我来吧。”
我跟着老头穿过整个镇子，走到镇子最西边，一条快要干涸的小河边上。河对岸是一片荒地，长满了野草和灌木，荒地尽头有一座小小的、快要倒塌的土坯房。
“他就住在那里，”老头指着那座土坯房，“但你要小心，他不太正常。”
“什么意思？”
“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清醒。清醒的时候，他能说出你心里在想什么。不清醒的时候，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运气好的话，赶上他清醒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说一些话。运气不好的话——”
老头没有说下去，耸了耸肩，转身走了。
我站在小河边，看着对岸那座土坯房，犹豫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我脱下鞋袜，卷起裤腿，蹚过那条快要干涸的河，水只没过了我的小腿肚，冰凉冰凉的，像是踩进了冬天。
土坯房的门虚掩着，门上没有锁，只有一根生锈的铁丝随意地绕了两圈。我推开门，一股潮湿的、霉腐的气味扑面而来，像是走进了某个很久没有通风的地下室。
屋子里很暗，只有一扇巴掌大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光。借着那点光，我看见屋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床，床上铺着一些看不出颜色的破布；一个用石头垒成的灶台，灶台上放着一只缺了口的铁锅；角落里堆着一些干枯的野菜和树根。
床上坐着一个人。
不，不是坐着，是蹲着。他蹲在那张破床上，两条胳膊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像一只蜷缩起来的刺猬。他的头发又长又白，乱得像鸟窝，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他的衣服破烂得几乎遮不住身体，露出来的皮肤又黑又皱，像风干了的橘子皮。
“林江？”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那个人没有动。
我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反应。
我往前走了两步，离他更近了一些。就在这时候，他动了。他的头慢慢地抬起来，头发向两边滑开，露出了一张脸。
那张脸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脸都要老。皮肤松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像两个黑洞。嘴唇薄得几乎看不见，只剩下一道干裂的缝隙。
但那双眼睛——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是亮的。
不是老人眼睛里的那种浑浊的亮，而是一种清澈的、锐利的、像两把刀一样的亮。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扒光了衣服，所有的伪装、所有的防备、所有的秘密，都在那双眼睛面前无所遁形。
“你来了。”他说。
他的声音沙哑、干涩，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感。
“你知道我会来？”我问。
“我等了你二十五年。”他说，嘴角微微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你比我想的来得晚。我以为你二十岁就会来，但你拖到了三十二岁。”
“你一直在等我？”
“没有，”他说，“我在等那个东西。我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手。它不出手，你永远不会来找我。它出手了，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直接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林江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久到我准备再问一遍的时候，他开口了。
“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比鬼可怕，比妖可怕，比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怪物都可怕。”
“什么东西？”
“你自己。”
他抬起头，那双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那个东西不是从外面来的，”他说，“它是从你心里长出来的。它是你的恐惧，你的愤怒，你的嫉妒，你的恨意。所有那些你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压在了心底的、不愿意面对的东西，都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一个有形状、有意志、有力量的东西。”
“你二叔当年去找它的时候，它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它只是一团模模糊糊的黑影，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思想。但你二叔给了它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承诺。”
林江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你二叔答应它，事成之后，用顾家最珍贵的东西来换。他没有兑现，所以它拿走了他的命。但你二叔的命不够珍贵，不够喂饱它。它尝到了血肉的味道，尝到了恐惧的味道，尝到了绝望的味道，它想要更多。”
“它开始成长。它从你二叔的命里吸收了力量，从你奶奶的恐惧里吸收了力量，从你爹的愤怒里吸收了力量，从你娘的眼泪里吸收了力量。它越长越大，越来越强，越来越像一个人——不，越来越像一个比人更可怕的东西。”
“但最让它强大的，是你。”
“你七岁那年，看见它站在门缝里，你害怕了。你害怕到不敢睁眼，不敢呼吸，不敢动弹。你给了它它最想要的东西——恐惧。从那天起，它就跟你绑在一起了。你的每一个恐惧，都会让它长大一分。你的每一个噩梦，都会让它真实一分。你的每一次逃避，都会让它强大一分。”
“它就是你。你就是它。”
屋子里安静得像坟墓。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沉重得像有人在用锤子敲一面鼓。
“你的意思是，”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那个东西是我自己？”
“不完全是，”林江说，“它最初不是你，它是你二叔召来的一个东西。但你二叔死后，它缠上了你。为什么是你？因为你最弱，最容易害怕，最容易给它它想要的东西。它像一条水蛭，吸食你的恐惧为生。吸了二十五年，它已经长得足够大了，大到可以离开你，独立存在了。”
“但它还不能完全独立。它还需要最后一样东西。”
“什么？”
“你的命。”
林江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幽幽的光。
“它要你心甘情愿地把命给它。不是抢，不是偷，不是用暴力夺走，而是要你主动地、自愿地、毫无保留地，把你自己交给它。”
“凭什么我要给它？”我问。
“因为它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别的选择。”林江说，“它会从你身边的人开始，一个一个地拿走。你妹妹，你爹，你娘，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所有你在乎的人。它会让你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消失，直到你终于承受不住，终于崩溃，终于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终于愿意把自己交给它。”
“那时候，它就真正完整了。它就不再是一个依附于你的影子，而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一个比任何人都强大、都聪明、都可怕的存在。”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痛让我保持清醒。
“那我要怎么做？”我问，“怎么才能阻止它？”
林江看着我，很久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一句让我血液凝固的话：
“你阻止不了它。”
“什么？”
“你阻止不了它，”他重复了一遍，“没有人能阻止它。因为它就是你。你怎么阻止你自己？你怎么杀死你自己？你怎么摆脱你自己？”
“那我应该怎么办？”我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
林江闭上了眼睛。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双眼睛里的光变了。不再是锐利的、刀一样的光，而是一种温柔的、近乎怜悯的光。
“顾深，”他说，“你奶奶把那根簪子留给你了，对吗？”
我愣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银簪子。它一直放在我的钱包里，二十五年了，不管换多少个钱包，这根簪子永远在里面。它已经不再是当年那根发光的簪子了，它只是一根普通的、旧旧的、带着暗红色锈迹的银簪子。
“这根簪子，”林江说，“是你奶奶的师父陈婆婆留下的。陈婆婆活着的时候，用这根簪子收了九十九个东西。不是杀死它们，是收了它们。把它们封在簪子里，让它们永远不能出来害人。”
“你奶奶用它封住了那个东西一次，但那根簪子里的力量已经用了太多，封不住它了。它已经挣脱了。”
“那这根簪子还有什么用？”我问。
“有用，”林江说，“非常有用。但要看用的人是谁。”
“什么意思？”
“这根簪子只能由你来用，”林江说，“别人用它，就是一根普通的簪子。你用它，它就是唯一能伤到那个东西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你。你就是它。只有你自己，才能伤到你自己。”
林江从床上站起来，他的身体瘦得像一根竹竿，但站得笔直，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很久的树。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手里的簪子。
“顾深，”他说，“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用这根簪子去伤它，你会伤到你自己。如果你用这根簪子去杀它，你也会死。因为它就是你，你就是它。你们是绑在一起的，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
“那我怎么办？”我问，“难道就让它这么下去？让它一个接一个地把我身边的人害死，然后最后把我自己吞掉？”
林江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神情。
“有一个办法，”他说，“但你可能不会喜欢。”
“什么办法？”
林江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你要让它进来。”
“让它进到哪里？”
“进到你身体里。”
我愣住了。
“你在说什么？”我说，“让它进到我身体里？那不就是它想要的吗？那不就是把命给它吗？”
“不一样，”林江说，“它想要的是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它。但如果你不把自己交给它，而是把它锁在你身体里呢？用你的意志，你的生命，你的灵魂，把它封在里面，永远不放出来。”
“那我不就成了它的容器？”
“对，”林江说，“你就是它的容器。从二十五年前，你第一次在门缝里看见它的那一刻起，你就是它的容器了。但区别在于，你是主动地锁住它，还是被动地被它吃掉。”
我盯着手里的簪子，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陈婆婆当年，”林江继续说，“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她用一个东西封住了另一个东西，但不是用簪子。她用她自己。”
“什么意思？”
“她把自己变成了容器。她把一个比她强大得多的东西封在了自己的身体里，封了整整四十年。直到她死的那天，那个东西都没有出来过。”
“她是怎么做到的？”
林江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回那张破床前，蹲下来，从床底下摸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布包，用一块发黑的粗布裹着，外面缠了好几圈麻绳。他把布包递给我，示意我打开。
我解开麻绳，打开粗布，里面是一本薄薄的、泛黄的手抄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写的：
“陈氏笔记”
我翻开第一页，纸页已经脆得快要碎掉了，但上面的字迹还勉强能辨认。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字体，不是楷书，不是行书，不是草书，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古老的、像是从竹简上直接拓下来的文字。
我认不出上面的字。
“这是陈婆婆留下的，”林江说，“里面记载了她一生见过的东西，做过的事，还有——封住那个东西的方法。”
“我认不出这些字。”我说。
“你不需要认出来，”林江说，“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带着这本笔记，回到你家老宅子里。在你奶奶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把簪子插进你的左手掌心，然后用你的血，在这本笔记的空白处，写下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
“然后你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看着林江，试图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在骗我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他的眼睛清澈得像一汪水，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真诚——或者某种比真诚更深沉的东西。
“你为什么帮我？”我问。
林江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因为我也欠你奶奶的，”他说，“二十五年前，她来找我的时候，我拒绝了她。我说我帮不了她，让她去找陈婆婆。她去了，回来了，然后就死了。”
“如果我当年帮了她，她可能不会死。”
“所以你现在在弥补？”我问。
“我在还债。”林江说。
我拿着那本《陈氏笔记》，站在那间破旧的土坯房里，站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暗了，夜色从四面八方涌来，像墨水滴进水里，慢慢地、不可阻挡地，把整个世界染黑。
林江重新蹲回他的床上，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刺猬。他不再说话，不再看我，像是已经把我忘了。
我转身走出了那间土坯房。
外面已经完全黑了。那条小河在夜色中泛着微微的光，像是地面上的一道伤口。远处的青石镇亮着零星的灯光，稀稀拉拉的，像是一盘散落的棋子。
我站在河边，把那本笔记揣进口袋，手里攥着那根银簪子，心里想着林江说的那些话。
“你要让它进来。”
“你就是它，它就是你。”
“你要用自己的身体把它锁住。”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像一首可怕的童谣，怎么都停不下来。
一阵夜风吹过来，带着河水腥涩的气味。我打了个寒颤，拉紧了外套的拉链。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后脑勺上那根针又出现了。
那种被注视的感觉。
它就在那里。
在黑暗中，在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看着我。等待着，算计着，享受着我的恐惧。
我抬起头，看向黑暗的深处。
在那片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有两道细长的、发着微弱光芒的缝隙，正直直地看着我。
它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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