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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他说的‘小朋友’是谁？”
“谁知道呢。”老太太摇了摇头，“也许是他的想象吧。小孩子嘛，总喜欢编一些故事。但有一件事挺奇怪的——他经常一个人对着河水说话，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有一次我在桥上远远地看到他在河边蹲着，嘴巴一张一合的，但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他说的什么？”
“听不清。但有一次我走近了一些，听到他在说——‘你别哭，我陪你玩。’”
我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告别了老太太，我下楼走出城中村。站在巷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楼房。三楼的窗户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我拿出手机，给马警官发了一条信息：“马警官，我想和你谈谈林大勇的事。”
马警官很快回了电话。
“沈师傅，你也在查这个案子？”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马警官说：“晚上七点，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殡仪馆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我和马警官之前在那里见过两次。晚上七点，我到的时候，马警官已经坐在角落的位置上了，面前摆着一瓶啤酒和一碟花生米。
我坐下之后，马警官给我倒了一杯酒。
“沈师傅，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聊吗？”马警官说，“因为你不一样。你不是警察，也不是记者，你只是一个……被这件事牵扯进来的普通人。有时候，普通人的直觉比专业训练更管用。”
“马警官，林大勇有嫌疑吗？”
马警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喝了一口酒，然后说：“法医的最终尸检报告出来了。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具体来说，是颈部受到外力压迫导致的窒息。舌骨骨折，甲状软骨损伤，颈部皮下出血——这些都是被勒过的典型特征。”
“那河泥呢？”
“胃里的河泥确实存在，但法医认为这是在死亡之前不久吞入的。也就是说，林乐乐在被勒之前，曾经被按入水中，吞入了大量的河泥。但奇怪的是，他的肺部完全没有水——这意味着他在水下的时候，气管是关闭的。”
“这怎么可能？”
“法医给了一个解释——喉痉挛。”马警官说，“当一个人的喉部突然接触到冷水时，喉部的肌肉会反射性地痉挛，关闭气管，阻止水进入肺部。这种情况在溺亡案件中偶尔会出现，大概占所有溺亡案件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所以他是先被按入水中，引发了喉痉挛，然后被勒死的？”
“从物证上看是这样的。但有一个问题——喉痉挛通常发生在一个人突然被冷水刺激的时候，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人是无法呼吸的，但意识是清醒的。也就是说，林乐乐在被按入水中的时候，他不能呼吸，但他是清醒的。他在清醒的状态下吞入了大量的河泥，然后又被勒死。”
马警官说完这些话，沉默了。
我也沉默了。
一个六岁的孩子，先被按入冰冷的水中，无法呼吸，只能一口一口地吞下腥臭的河泥；然后被人用绳子勒住脖子，直到失去意识，直到心跳停止。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是苦的，但比不上我嘴里的苦味。
“马警官，”我说，“你觉得是林大勇干的吗？”
马警官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林大勇有作案动机吗？有。他有暴力倾向，经常打老婆孩子。案发当天，他在家里喝了酒，和老婆吵了一架，然后出门了。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证据呢？”
“没有直接证据。林乐乐身上的勒痕和绳索的纹路，没有找到匹配的绳索。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林大勇的指纹或DNA。林大勇的衣服上没有血迹或河泥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林乐乐的指甲缝里没有林大勇的皮肤组织。”
“指甲缝里有什么？”
马警官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棉花。”
“棉花？”
“对。他的十个指甲缝里都有棉花的纤维。法医推测，他在被勒的过程中，双手抓挠了某个棉花制成的物品——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棉被、也许是棉衣。”
我突然想起了老周手臂上的指印——五个深紫色的指印，像是被一只小手用力攥过。那不是梦，那是真的。那个男孩在某个地方，用他的小手，用力地抓过什么东西。
“马警官，”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把老周的事情说了——老周的梦、他手臂上的指印、值班室地上的水渍。然后我说了我自己的经历——梦中的男孩、窗户上的字、冷柜里男孩手中不断出现的东西。
马警官听完之后，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只是又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喝完了。
“沈师傅，”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查这个案子吗？不是因为职责——当然，职责也是一部分——而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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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师父的那个案子？”
“不是。是另一个案子。”马警官的眼神变得很远，像是穿透了时间，看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画面。
“二十五年前，我还在警校的时候，孩子桥下面淹死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小雨，六岁，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她的死因也是溺亡，脖子上也有一圈紫色的勒痕。法医说是水草缠的，案子结了。”
“然后呢？”
“然后小雨的妈妈疯了。她每天都在孩子桥上坐着，从早到晚，风雨无阻。她说是水鬼害死了她女儿，说要给女儿报仇。后来有一天，她跳进了河里——就在小雨淹死的那个位置。人们把她捞上来的时候，她的脖子上也有一圈紫色的勒痕。”
马警官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但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
“那个疯了的女人，是我姐姐。”
我愣住了。
“小雨是我的外甥女。那年我十九岁，在警校读大一。我姐姐大我八岁，从小就像妈妈一样照顾我。小雨是她唯一的孩子，她最宝贝的宝贝。”
“小雨死后，我姐姐就变了。她不再笑，不再说话，不再吃饭。她只是每天坐在桥上，对着河水发呆。她说小雨在河里，她能听到小雨在叫她。所有人都说她疯了，但我知道她没有。她只是太想小雨了。”
“后来她也跳了下去。法医说她是自杀，因为她在衣服口袋里塞满了石头。但我不信。我姐姐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她答应过我，要好好活着，要看着我毕业，看着我当上警察。她不会食言的。”
“那她是……”
“我不知道。”马警官打断了我，“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找答案，但我没有找到。我当上了警察，我查了所有我能查到的关于孩子桥的资料，我请教了无数法医和刑侦专家，但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直到这个案子。”马警官看着我，“林乐乐——他和二十五年前的小雨太像了。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蓝衣服，同样的死法，同样的地方。这不是巧合。”
“你是说……是同一个人干的？”
“不。”马警官摇头，“我是说——是同一个东西干的。”
“什么东西？”
马警官没有回答。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打开，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两个人都在笑，笑容灿烂得像阳光。
“这是我姐姐和小雨。”马警官说，“小雨身上穿的，就是那件蓝裙子。”
我看着照片上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裙子上印着白色的花朵。她笑得很开心，露出两颗缺了门牙的豁口。
然后我注意到一件事。
照片上小女孩的蓝色裙子，胸口的位置有一个图案——一朵白色的花。而在那朵花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东西。
是一颗纽扣。
四孔的，白色的纽扣。
“马警官，”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小雨的裙子上，有没有纽扣？”
马警官愣了一下，然后想了想：“有。裙子背面有一个纽扣，是用来调节松紧的。白色的，塑料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证物袋，放在桌上。
“这是我从林乐乐手里发现的东西。一颗纽扣——不，两颗。一颗是在殡仪馆的冷藏室里从他手中取出的，另一颗是在孩子桥的河岸边发现的。”
马警官拿起证物袋，凑近了看。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这是……”他的声音在发抖，“这是小雨裙子上的纽扣。”
“你确定？”
“我确定。”马警官的手指紧紧攥着证物袋，指节发白，“小雨出事的那天，我姐姐带她去买新裙子。回来的时候，小雨穿着新裙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问我说——‘舅舅，好不好看？’我蹲下来，帮她整理了一下背后的衣领，那颗纽扣就在我眼前。我记得它——白色的，四孔的，边缘有一点点发黄，因为那是一批旧库存的纽扣。”
“可是……小雨的纽扣怎么会出现在林乐乐的手里？”
马警官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那两颗纽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
“沈师傅，你说……人死了之后，还会不会记得活着时候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小雨死的时候才六岁，”马警官继续说，“她会不会还记得那件蓝裙子？会不会还记得那颗纽扣？她会不会……还在那条河里，穿着那件蓝裙子，等着有人来找她？”
“马警官……”
“二十五年了，”马警官的眼眶终于红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那两颗纽扣上，“二十五年了，我一直不敢去那条河。我怕我去了，也会听到她的声音，也会想跳下去。我怕我也会像姐姐一样，被那条河带走。”
他趴在桌上，肩膀剧烈地颤抖，但没有发出声音。饭馆里的其他客人好奇地看向我们这边，我冲他们摆了摆手，示意没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一个当了二十五年警察的男人，一个见过无数生死、处理过无数案件的老刑警，在这一刻，只是一个失去了外甥女的舅舅，一个失去了姐姐的弟弟。
而我，一个殡仪馆的化妆师，一个和死人打了七年交道的人，在这一刻，突然明白了那个男孩为什么要找我。
不是因为我让他穿着蓝衣服走，也不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碰他的人。
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悲伤。
那种被困住的、无法离开的、永远在等待的悲伤。
七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马警官说的话，想着照片上那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想着林乐乐指甲缝里的棉花纤维，想着孩子桥下那个永远在旋转的漩涡。
凌晨三点，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很快，我又做梦了。
这次的梦和之前不同。我站在一个房间里——不是殡仪馆，不是孩子桥，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房间很小，大概十平方米左右，墙壁是白色的，但已经发黄了，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
房间里有一张床，是一张单人铁床，铺着一条蓝色的床单。床上有一个枕头和一条薄被，被子也是蓝色的，但已经洗得发白了。
床的旁边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和几本图画书。台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照亮了桌面上的一幅画——那是一幅蜡笔画，画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站在一座桥下面。桥是黑色的，河水是蓝色的，两个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
我走近那张桌子，仔细看那幅画。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乐乐。
这是林乐乐画的。
我转身看向房间的其他地方。墙壁上贴着一些贴纸——星星、月亮、小动物，都是孩子们喜欢的那种。但贴纸已经很旧了，边缘翘了起来，颜色也褪了。
然后我注意到墙角有一样东西——一个蓝色的书包，上面印着卡通图案，和男孩卫衣上的章鱼一模一样。书包的拉链开着，里面露出几本课本和作业本。
我蹲下来，拿出一个作业本，翻开。里面是林乐乐的字迹——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的是拼音和简单的汉字。作业本的空白处画满了涂鸦——太阳、花朵、小汽车，还有一个穿着蓝衣服的小人。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蓝色蜡笔写的，字迹很大，占满了整页纸：
“我要去找她了。”
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她”是谁？
我放下作业本，站起身，环顾整个房间。这是一个孩子的房间——一个普通的、温馨的、属于一个六岁男孩的房间。但有什么地方不对。
太安静了。
房间里没有窗户。不——有窗户，但被用木板钉死了。木板很厚，钉得很密，一丝光都透不进来。如果不是那盏台灯，房间里会是一片漆黑。
为什么要把窗户钉死？
我走到那扇被封死的窗户前，伸出手，摸了摸木板。木板很粗糙，上面有一些划痕，像是有人用指甲抓过的痕迹。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从木板后面传来的——风声，河水声，还有一个小女孩的笑声。
笑声很清脆，很甜，像银铃一样。但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深夜的寂静中，那笑声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乐乐，来玩呀。”
小女孩的声音，从窗外传来，轻轻的，柔柔的，像是在哄一个孩子。
“来河里玩呀，水好凉好舒服的。”
我猛地后退一步，撞到了身后的铁床。床发出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
然后我醒了。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浑身是汗，心脏狂跳。窗外的天还没有亮，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几道灰白的光斑。
我坐起来，打开床头灯。枕头是干的——这次没有水渍。但我的右手手心里，握着一样东西。
我摊开手掌。
一颗纽扣。
白色的，四孔的，边缘发黄。
第三颗。
我把纽扣放在床头柜上，盯着它看了很久。三颗纽扣，三颗一模一样的纽扣——一颗从林乐乐手中取出的，一颗从河岸边找到的，一颗从我自己的手心里出现的。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是那个男孩放在我手里的吗？还是那个小女孩？
“我要去找她了。”
作业本上的那句话在我脑海中回响。那个“她”——是小雨吗？二十五年前溺亡的那个小女孩，穿着蓝裙子的小雨？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林乐乐的死就不是单纯的谋杀。它牵扯到了某种更深层的、更古老的东西——一种纠缠了至少二十五年的、跨越了生死的联系。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四点十七分。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拨了马警官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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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师傅？”马警官的声音很清醒，不像被吵醒的，“怎么了？”
“马警官，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
“什么事？”
“二十五年前，小雨出事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孩子在孩子桥附近失踪或者溺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有。”马警官说，“小雨之后，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孩子在桥下出事。大部分是溺亡，少部分是失踪——连尸体都找不到。我统计过，从二十五年前到现在，一共有十一个孩子。”
“十一个？”
“对。最小的四岁，最大的九岁。七个男孩，四个女孩。”
“他们的衣服——有没有穿蓝色衣服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马警官？”
“有。”马警官的声音变得很低，像是在压制着什么情绪，“十一个孩子中，有八个被发现时穿着蓝色的衣服。另外三个，家属说孩子失踪时穿的也是蓝色衣服，但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在慢慢变冷。
“这不可能只是巧合。”我说。
“我知道。”马警官说，“二十五年来，我一直想找出其中的规律，但我做不到。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背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除了都去过孩子桥，都穿着蓝色的衣服。”
“蓝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不知道。”马警官说，“也许在小雨的世界里，蓝色代表着某种东西。也许她只找穿蓝色衣服的孩子，因为她自己穿的就是蓝色的裙子。”
“可是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马警官没有回答。但我知道答案——或者说，我觉得我知道了答案。
孤独。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死在了冰冷的河水里。没有朋友，没有玩伴，一个人在黑暗的水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想要有人陪她——她想要一个朋友。
所以她找那些穿蓝色衣服的孩子——和她一样的颜色。她叫他们到河里来，和他们一起玩。在她的世界里，这不是伤害，这是邀请。这不是谋杀，这是交朋友。
而那些孩子——那些穿着蓝衣服、喜欢去河边的孩子——他们听到了她的呼唤。他们感受到了她的孤独，她的悲伤。所以他们去了。他们走进了那条河，走进了那个黑暗的、冰冷的世界，去陪她玩。
林乐乐也是其中之一。
“我要去找她了。”
他真的去找她了。
但林乐乐的死不一样。他不是单纯的溺亡——他是被勒死的。他的脖子上有勒痕，舌骨骨折，胃里有河泥。这不是水鬼的“邀请”，这是暴力，是谋杀。
或者说——是有人在模仿水鬼的行为？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可能性。
“马警官，”我说，“你查过林大勇的背景吗？他二十五年前在哪里？”
“查过。”马警官说，“二十五年前，林大勇三岁。他不可能和小雨的死有关。”
三岁。那确实不可能。
“但有一件事，”马警官补充道，“林大勇的父亲——林长根——二十五年前就住在这个城市。他在城东的一个工地上打工，和现在林大勇做的是一样的事。”
“林长根现在在哪里？”
“死了。十年前死于肝癌。”
“他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和孩子桥的事有什么关联？”
“我查不到。二十五年前的记录太少了，很多档案都已经丢失了。”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的话：
“马警官，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勒死林乐乐的，不是人？”
电话那头安静了足足十秒。
“沈师傅，”马警官的声音有些沙哑，“你是一个殡仪馆的化妆师，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鬼。”
“我不确定我是否还相信这一点了。”
“……”
“马警官，你亲眼见过林乐乐遗体上的变化。你也亲眼见过那两颗纽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有没有合理的科学解释？”
马警官没有回答。
“还有你手臂上的指印。”我说，“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你也经历了和老周一样的事情——对不对？”
长久的沉默之后，马警官终于开口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上次来殡仪馆的时候，你的左手手腕上有一圈红色的痕迹。位置和宽度，和林乐乐脖子上的勒痕一模一样。你虽然穿着长袖衬衫，但握手的时候我看到了。”
马警官苦笑了一声：“你观察力很强。”
“这是我的工作。给死人化妆，需要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是的。”马警官说，“我也梦到过那个男孩。不止一次。他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帮他。他说他好冷，说河底好黑，说他不想一个人待着。”
“那你……”
“我不知道怎么帮他。”马警官的声音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是警察，我会查案，我会抓坏人。但当一个死去的孩子来找我，告诉我他好冷——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帮他？怎么帮？把他从河里捞出来？他已经捞出来了。给他穿上暖和的衣服？你给他穿上了。把他带回家？他的家在哪里？”
他的家在哪里。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海中混沌的迷雾。
“马警官，”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帮他了。”
“什么意思？”
“他不是在找凶手——他是在找回家的路。”
八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殡仪馆，找到了馆长。
“馆长，我需要林乐乐的全部资料——他父母的信息、住址、以及他生前的所有遗物。”
馆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姓孙，平时话不多，但人很好。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直接从档案柜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
“他的遗物不多，”孙馆长说，“送来的那天，他身上只有那件蓝衣服和一条裤子。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哦对了——还有一只鞋。只有一只，左脚的那只。右脚的那只没有找到，可能掉在河里了。”
我打开文件夹，里面有林乐乐的基本信息登记表和几张现场照片。照片上，男孩躺在河岸边的草地上，浑身湿透，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他的左脚上穿着一只蓝色的运动鞋，右脚光着。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左脚上的鞋子，鞋带系得很紧，是那种标准的蝴蝶结。而他的右脚——虽然没有鞋子，但袜子上有一个图案，是一只卡通章鱼，和衣服上的图案一样。
一个六岁的孩子，自己系鞋带能系得这么好吗？还是有人帮他系的？
我继续翻看资料，找到了一张家属提供的林乐乐生前的照片。照片是在一个公园里拍的，他站在一棵大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和一条牛仔裤，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剪刀手，笑得很开心。
不是蓝衣服。看来那件蓝衣服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不是每天都穿的。
“沈默，”孙馆长突然开口了，“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还不确定。”我说，“馆长，我想把林乐乐的遗体从冷藏室移出来，再做一次仪容整理。”
孙馆长皱了皱眉：“为什么？”
“我想让他看起来……更好一些。更安详一些。”
孙馆长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你看着办吧。”
我走进冷藏室，拉开冷柜，把男孩的遗体推了出来。转运车在走廊里发出沉闷的轮子滚动声，在空旷的建筑里回荡。
我把遗体推进了化妆间——就是我第一次给他化妆的那个房间。房间还是老样子，白色的墙壁，白色的瓷砖，白色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化妆品的气味。
我关上门，深吸一口气，然后掀开了白布。
男孩的样子没有变——眉头紧皱，嘴巴微张，脖子上的勒痕深紫发黑。他的双手被胶带固定在身体两侧，但胶带又松了，手指微微弯曲着。
我看着他，轻声说：“乐乐，我知道你在。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
房间很安静。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空调的出风口吹出冷风，掀起白布的一角。
“你是来找我帮忙的，对不对？”我继续说，“你让我带你回家。但你家在哪里？是你爸爸妈妈租的那个房子吗？还是孩子桥下面的那条河？”
没有回应。但我觉得空气变得更冷了。
“我觉得都不是。”我说，“你的家，是那个有小床和小桌子的房间，对不对？墙壁上有贴纸，桌子上有图画书，书包里有作业本。那个房间——那才是你的家。”
我感觉到一阵微弱的震动，像是地板在轻轻颤抖。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发出了细微的碰撞声。
“但那个房间没有窗户，对不对？”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控制着自己继续说下去，“窗户被木板钉死了，透不进光，透不进风。你被关在里面，出不去。”
震动变得更强烈了。白布从男孩的身上滑落，掉在地上。他的手指在动——不是那种无意识的肌肉抽搐，而是有目的的、有节奏的弯曲和伸展，像是在抓什么东西。
“是谁把窗户钉死的？”我问，“是你爸爸吗？”
男孩的嘴巴张开了。不是那种自然的、死后肌肉松弛导致的张开，而是一种用力的、有意识的张开——像是在努力地说什么。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不是从男孩嘴里发出的——他的声带已经不可能发出声音了。声音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从墙壁里、从天花板上、从地板下面，像是整个房间都在说话。
是一个孩子的声音，细小、微弱、断断续续：
“爸……爸……不……要……出……去……”
我感觉眼泪涌上了眼眶。
“你爸爸不让你出去？为什么？”
声音停了。震动也停了。房间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化妆间的灯灭了。
不是停电——走廊里的灯还亮着，从门底的缝隙里透进来一道光。但化妆间里的两盏日光灯同时熄灭了，像是有人按了一个开关。
黑暗中，我听到了脚步声。轻轻的、光脚的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啪嗒啪嗒地响。脚步声从我身边经过，走向化妆间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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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门开了。
不是被风吹开的——门把手自己转动了，门向内打开，露出了外面走廊里惨白的灯光。
在门框的中央，站着一个身影。
一个小小的身影。
他穿着蓝色的衣服，浑身湿淋淋的，水从他的头发上、衣服上、手指尖上滴下来，在地面上汇成一个小小的水洼。他低着头，看不清脸，但我能看到他的脚——光着的，右脚上穿着一只蓝色的运动鞋，左脚光着。
不对——鞋子穿反了。他只有一只鞋，而且是穿在右脚上的。但照片上，他被发现的时候，鞋子是穿在左脚上的。
他在我面前站了大概五秒钟。然后他慢慢抬起了头。
我看到了他的脸。
是林乐乐的脸——但不是死后那种青白浮肿的脸，而是一张活着的、正常的、六岁男孩的脸。圆圆的，白白的，眼睛很大，黑色的瞳孔像两颗葡萄。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里面整齐的乳牙。
他在笑。
不是那种诡异的、让人毛骨悚然的笑，而是一个普通孩子的、天真的、有点害羞的笑。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很细，像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叔叔，谢谢你给我穿衣服。”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乐乐，”我蹲下来，和他平视——虽然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在那里，他是一个幻影，一个灵魂，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存在——但我还是蹲了下来，像对待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你想让我带你去哪里？”
他歪着头想了想，然后说：
“我想去看妈妈。”
“好。”我说，“我带你去看妈妈。”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然后他转过身，走进了走廊里的灯光中。他的身影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最后像是一缕烟一样消散了。
灯重新亮了。
我蹲在化妆间的地板上，满脸泪水，浑身发抖。转运车上的男孩还是老样子——眉头紧皱，嘴巴微张，脖子上是深紫色的勒痕。白布掉在地上，他的双手被松开的胶带缠着，手指微微弯曲。
但有一件事变了。
他的表情。
不再是那种痛苦的、扭曲的表情了。眉头舒展了，嘴巴合拢了，嘴唇微微上翘——他在笑。一个浅浅的、安静的、像是做了什么好梦一样的笑容。
我站起身，擦了擦眼泪，重新给他整理了仪容。我换掉了那件旧蓝衣服——不是因为我不尊重他的选择，而是因为他要去看妈妈了，应该穿得整齐一些。
我给他穿上了家属准备的那套深蓝色小西装，配上白衬衫和蝴蝶结。然后我重新给他化了妆——这次化得更仔细一些，粉底更均匀，腮红更自然，唇彩更柔和。
最后，我从他的旧蓝衣服上剪下了一小块布料——就是胸口那只章鱼图案的一部分。我把布料叠好，放进了他的西装内袋里，靠近心脏的位置。
这样，他就能带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走了。
全部整理完之后，我站在转运车前，看着他的脸。他安静地躺在那里，穿着整齐的小西装，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像是一个要去参加重要活动的小绅士。
“乐乐，”我轻声说，“我们去看妈妈。”
九
我没有告诉王秀英我要来。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开车去了城中村。这一次，我没有穿工作服，而是穿了一件普通的衬衫和牛仔裤，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我在楼下遇到了上次那个老太太。她正在楼下晒太阳，看到我，认出了我。
“又来啦？”她说，“王秀英在家呢。这几天她都没去上班，一个人关在屋里。”
“林大勇呢？”
“不知道。好几天没看到了。听说去外地了，工地上有个活儿。”
我上了楼，走到那扇门前。门是关着的，但我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不是哭声，而是一种低低的、喃喃的说话声，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
我敲了敲门。
声音停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王秀英的脸出现在门缝里。她的样子比上次在殡仪馆时更憔悴了——眼睛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头发乱糟糟地散在肩膀上。
“你是……”她眯着眼睛看我，认了好一会儿，“你是殡仪馆的那个师傅？”
“是我。沈默。”
“你来做什么？”她的语气里带着警惕，“是不是乐乐的事……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说，“我只是想来看望你一下。可以进去坐坐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门。
房间和我梦中的那个房间完全不同。梦里的是一个孩子的房间——有床、有桌子、有图画书、有贴纸。但现实中的这个房间，是一个成年人的房间——或者说，是一个勉强能住人的空间。
大概三十平米的单间，被一道布帘隔成了两个区域。外面是客厅兼卧室，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和几把塑料椅子。里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很小，只能容一个人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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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很乱——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桌上摆着几个没洗的碗筷，地上有一些烟头和空啤酒罐。空气里弥漫着烟味、酒味和一种说不清的酸臭味。
但在双人床的旁边，有一张小床——一张儿童床，很小，上面铺着一条蓝色的床单，放着一个蓝色的枕头和一条蓝色的薄被。床头的小桌子上，有一盏台灯和几本图画书。
和梦里的场景一模一样。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张小床，心里涌上一阵酸楚。
“那是乐乐的床。”王秀英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声音很低，“他走了之后，我没有动过。每天晚上我还是会给他铺床，会给他开着小夜灯。他怕黑……从小就怕黑。”
“他怕黑？”
“嗯。不敢一个人睡，每天晚上都要我陪着才能睡着。后来大了一些，好了一点，但还是要在床头开一盏小夜灯。他说关了灯会有‘黑黑的怪物’来找他。”
“什么‘黑黑的怪物’？”
王秀英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小孩子嘛，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害怕。我告诉他没有怪物，但他不信。他说他见过——在窗户外面，有一个黑黑的东西，趴在窗户上往里面看。”
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窗户？”我看向房间的窗户——一扇不大的窗户，面向街道，现在开着，阳光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光斑。窗户上没有木板，也没有钉死的痕迹。
“不是这个窗户。”王秀英说，“是他自己的房间。”
“他自己的房间？”
“我们以前住在另一个地方，在城西，是一个老小区。乐乐有自己的房间，虽然不大，但是他很喜欢。后来我们搬到这里，就没有单独的房间了。”
“为什么要搬家？”
王秀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因为他爸的工作。工地在城东，住在城西太远了。”
“乐乐的房间——那个老房子里的——他的窗户有没有被钉死过？”
王秀英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声说：“是钉过。他爸钉的。”
“为什么？”
“因为乐乐总是半夜爬起来，打开窗户，对着外面说话。”王秀英的声音越来越低，“他爸觉得他是在梦游，怕他摔下去，就把窗户用木板钉死了。”
“他对着窗外说什么？”
“他说——‘窗外有个姐姐，她叫我去玩。’”
我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他说的‘姐姐’——他有没有描述过她长什么样？”
王秀英摇了摇头：“没有。他只是说那个姐姐穿着蓝色的裙子，头发很长，笑起来的声音很好听。他说姐姐每天夜里都会来敲他的窗户，叫他出去玩。但窗户被钉死了，他出不去。”
“钉死之后呢？那个姐姐还来吗？”
“来。”王秀英的声音几乎是耳语了，“乐乐说，姐姐还是会来，但她进不来。她就趴在窗户上，隔着木板，叫他。他说姐姐的声音变得很小很小，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叫他。但他还是能听到。”
“他害怕吗？”
“不怕。”王秀英的眼泪流了下来，“他不怕。他说姐姐很可怜，一个人在黑黑的地方，没有人和她玩。他说他想去陪她。”
我沉默了。我想起了梦中的那幅蜡笔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站在桥下面。两个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
“乐乐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件事的？”我问。
“大概……一年前。他刚满五岁不久。”
“那时候你们还住在城西？”
“对。”
“搬家之后呢？到了这里，那个姐姐还来找他吗？”
王秀英沉默了很久。
“搬家之后，”她终于开口了，“乐乐说姐姐也来了。她说她找到了他，说以后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乐乐很开心——他真的，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他每天放学之后就去河边玩，说是和姐姐一起玩。我不让他去，他不听。他爸因为这个打了他好几次，但他还是偷偷地去。”
“他爸……打他？”
王秀英没有回答。她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板上。
“王秀英，”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乐乐出事的那天，你在哪里？”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恐惧。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了解那天发生了什么。”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断断续续地说出了那天的事情。
“那天……那天下午，我在工厂上班。他爸在家休息——他前一天晚上喝了酒，没有去工地。乐乐在家……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乐乐不在家，他爸也不在家。我打他爸的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接。他说他在外面喝酒，不知道乐乐在哪里。”
“然后呢？”
“然后我就出去找。找了两个小时，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说在河里……发现了乐乐……”
她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哭了起来。哭声很低，很压抑，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每一个音节都带着撕裂的痛。
“你报警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林大勇身上的伤——或者乐乐身上的伤？”
王秀英的哭声停了。她放下手，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无法解读的神情。
“乐乐的脖子上有勒痕，”我说，“法医说是被人勒死的。你丈夫林大勇有暴力倾向，经常打你和孩子。你觉得——”
“不是他！”王秀英突然尖叫起来，“不是他！他不会杀乐乐的！他虽然喝酒之后会打人，但他不会杀自己的儿子！”
“那你告诉我，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她几乎是吼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崩溃了，趴在桌上，嚎啕大哭。哭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像是某种受伤的动物的哀鸣。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心里充满了矛盾。我相信她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她的悲伤是真实的，无法伪装的。但她也一定知道一些事情——一些她不愿意说、或者说出来会让她更加痛苦的事情。
我等她的哭声渐渐小了，然后轻声问：
“乐乐的衣服——那件蓝色的卫衣，上面印着一只章鱼——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件衣服？”
王秀英抬起头，擦了擦眼泪，声音沙哑地说：“那是……那是他奶奶给他做的。”
“做的？不是买的？”
“嗯。他奶奶在老家，是个裁缝。乐乐三岁的时候，他奶奶用剩下的布料给他做了一件小卫衣。蓝色的，上面用绣花线绣了一只章鱼。他奶奶说，章鱼有八条胳膊，可以抱住乐乐，保护他。”
“他奶奶现在在哪里？”
“去世了。乐乐四岁的时候走的。走之前，她给乐乐做了三件一样的蓝衣服——说够他穿到七岁了。乐乐很喜欢，天天穿着，换着穿。他奶奶走了之后，他就更舍不得脱了。他说穿着奶奶做的衣服，就像奶奶还在抱着他。”
我终于明白了。
那件蓝衣服，不是一个普通的衣服。那是奶奶的拥抱，是奶奶的保护，是奶奶留在世上最后的一点温暖。
而乐乐穿着那件衣服走进了河里——不是因为他想死，而是因为他以为河里的那个“姐姐”需要他的陪伴。他穿着奶奶做的衣服，带着奶奶的保护，去陪一个孤独的小女孩玩。
一个六岁的孩子，穿着奶奶做的蓝衣服，走进了冰冷的河水里，去温暖另一个孩子的孤独。
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王秀英，”我说，“乐乐的遗体明天就要火化了。你……你要来吗？”
她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
“我理解。”我说，“但你如果不去，你会后悔的。”
她没有说话。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那张小床。蓝色的床单、蓝色的枕头、蓝色的被子——和乐乐身上的衣服一样的颜色。
床头的小桌子上，那盏台灯还亮着。即使在白天，即使窗户开着，阳光照进来，那盏台灯还是亮着。
“小夜灯，”王秀英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我说过，他怕黑。虽然他不在了，但我还是开着。万一他回来……万一他回来看我……我不想让他害怕。”
我点了点头，然后走了出去。
走到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窗帘拉开了一半，露出里面昏黄的灯光——那是小夜灯的光，在下午的阳光中显得微弱而执着，像是一个母亲不肯熄灭的希望。
十
第二天，火化如期进行。
王秀英来了。她一个人来的，没有带林大勇。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头发梳整齐了，脸上化了淡妆——看得出来，她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些。但眼睛还是红的，鼻头还是肿的。
她站在火化间的门口，看着转运车上的乐乐，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嘴唇抿得发白。
“你想再看看他吗？”我问。
她点了点头。
我掀开白布。乐乐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小西装，白衬衫的领口系着蝴蝶结，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死去的孩子，更像是一个睡着了的小绅士。
王秀英看着他的脸，嘴唇颤抖着，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没有扑上去哭喊，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她的儿子，像是要把他的样子刻进记忆的最深处。
“他笑了。”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以前睡觉的时候，也经常这样笑。我问他梦到了什么，他说梦到了奶奶。奶奶抱着他，给他讲故事。”
她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乐乐的脸颊。她的手指在颤抖，但动作很轻柔，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瓷器。
“乐乐，”她低声说，“妈妈来送你了。你去找奶奶吧，奶奶在等你。奶奶会给你做好多好多蓝衣服，会给你讲好多好多故事。妈妈……妈妈会想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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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弯下腰，在乐乐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她直起身，退后一步，转过头，不再看。
“好了。”她说，声音平静得不像是一个刚刚告别了孩子的母亲，“可以了。”
我看向火化工老刘。老刘点了点头，推着转运车走进了火化间。
铁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王秀英的一声哽咽——很轻，很短，像是一根绷得太紧的弦终于断了。
然后她转身走了。脚步很快，几乎是逃一样地走出了殡仪馆的大门。
我站在火化间的门口，看着铁门上那个小小的观察窗。里面是橙红色的火焰在跳动，隔着厚厚的铁门，几乎听不到声音。
乐乐，你现在在哪里？你在火焰里吗？还是在烟雾里？还是已经穿过了火焰和烟雾，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
你找到奶奶了吗？你找到那个穿蓝裙子的姐姐了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七年的殡仪馆工作中，我第一次为一个死者流了眼泪。
火化结束后，老刘把骨灰装进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骨灰盒是王秀英之前选好的——一个蓝色的陶瓷罐，上面印着白色的花朵，和乐乐那件蓝衣服上的章鱼图案有点像。
我把骨灰盒放在桌上，等着王秀英来取。但她一直没有来。
下午四点，我的手机响了。是马警官。
“沈师傅，王秀英出事了。”
“什么？”
“她在孩子桥上跳河了。二十分钟前。我们的人已经把她救上来了，现在在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但情绪很不稳定。”
我挂了电话，立刻开车去了医院。
王秀英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浑身湿透，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她的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伤口——不是跳河造成的，是之前就有的，像是用什么东西割过的。
她看到我，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然后迅速熄灭了。
“你不该救我。”她的声音很虚弱，“我要去找乐乐。”
“王秀英，”我坐在病床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乐乐已经走了。你去找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不懂。”她摇头，“你不懂那种感觉。一个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就像是……就像是身体里少了一部分。那一部分永远都不会长回来。你每一天都带着那个洞活着，每一秒都能感觉到它在疼。我不想活了，我不想带着那个洞活几十年。”
“我懂。”我说，“但乐乐不会希望你这样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来找过我。”
王秀英愣住了。
我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了她——梦中的男孩、窗户上的字、冷柜里不断出现的东西、化妆间里的相遇。我没有保留，把所有的细节都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王秀英呆呆地看着我，嘴巴微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让我带他去看妈妈，”我说，“他说他想看妈妈。所以我来了。”
“你是说……乐乐……”
“是的。他来过。他穿着那件蓝衣服，站在我面前，笑着对我说谢谢。然后他说——‘我想去看妈妈’。”
王秀英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但这一次，不是绝望的泪水，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悲伤和欣慰的泪水。
“他真的……笑了？”
“笑了。很开心。”
她捂着嘴，哭了好久。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但握得很紧。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王秀英，”我说，“乐乐走了，但你还在。你要活着。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自己。他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他的奶奶，也许还找到了那个穿蓝裙子的姐姐。他不再孤单了。你也不要让自己孤单。”
她没有说话，只是握着我的手，哭了很久很久。
尾声
林乐乐的案子最终以“意外溺亡”结案了。法医的尸检报告上写的是“溺水导致的意外死亡，颈部勒痕系水中异物缠绕所致”。马警官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结——他知道，有些答案不在报告里，不在证物袋里，不在任何官方的文件中。
林大勇后来回到了城里，去殡仪馆取走了乐乐的骨灰盒。他站在殡仪馆的大厅里，抱着那个蓝色的陶瓷罐，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那件蓝衣服……是我妈做的。”
“我知道。”我说。
“我妈走的时候，乐乐哭了三天三夜。”林大勇的声音很沙哑，“他从小就跟他奶奶亲。我妈走了之后，他就再也不肯脱那件蓝衣服了。我说给他买新的，他不肯。他说穿了新的，奶奶就找不到他了。”
我没有说话。
“出事那天……”林大勇停顿了很久，“出事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我在河边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水边，对着河水说话。我叫他回家，他不听。我生气了，拉他的胳膊，他挣开了。我又拉，他又挣开。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他跑进了水里。我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衣服——那件蓝衣服的帽子。他挣扎，我使劲拉着不放。然后……他的衣服勒住了他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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