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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了整整一周的假。
这一周里我做了很多检查。活检，核磁共振，颈部b超，胸片，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传染病筛查。我把那张绿色的就诊卡里充了五千块钱，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在几天之内被扣得只剩下几百块。
活检是最难受的。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在我的舌头上打了麻药，然后用一个特殊的钳子从那个菜花状的东西上面夹了一小块组织下来。打麻药的时候很疼，针头刺进舌头的那一刻我差点咬到了医生的手。取完组织后嘴巴里全是血腥味，麻药过了之后那个小小的创口疼得我连水都喝不下去。
结果在一周后全部出来了。
四月十五号，我被叫到了医生的办公室。
主治医生姓周，四十出头，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一种让人莫名信任的沉稳。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病历和检查报告，墙上挂着一幅口腔解剖图，各种肌肉和神经被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来，像一张精密的地图。
“坐吧。”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紧，松开，再攥紧。
周医生从那一沓报告中抽出一张，放在桌上，朝我的方向转过来。那是我的病理报告，上面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一行结论。
“陈默，”他看着我的眼睛说，“病理结果出来了，是高分化鳞状细胞癌。”
高分化鳞状细胞癌。这几个字从周医生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很奇特的声音，像是在听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雷声，闷闷的，不真实的，隔着一层厚厚的东西。
“高分化是什么意思？”我问。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的，干巴巴的，像从录音机里放出来的一样。
“高分化意味着癌细胞的分化程度比较高，跟正常的鳞状上皮细胞比较接近，恶性程度相对较低，进展速度相对较慢。”周医生解释得很耐心，“从影像学上看，你的病灶目前局限在舌体的左缘，没有发现明确的颈部淋巴结转移迹象。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要……要切掉多少？”我的声音开始发抖。
周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舌头的解剖图，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范围。那个范围从舌头的左侧边缘一直延伸到舌体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像一个不规则的红色印章盖在了那条粉红色的舌头上。
“左侧舌部扩大切除，包括病灶边缘外至少一厘米的安全边界，确保切缘阴性。”周医生的笔尖在图上移动着，“按照你目前病灶的大小和浸润深度，初步估计要切除左半舌，大约占整个舌体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
我盯着那个红色的范围，大脑一片空白。
半条舌头。他要切掉我半条舌头。
“那……那我以后还能说话吗？还能吃东西吗？”我的声音已经不像是在提问了，更像是一种绝望的求证。
周医生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他看着我说：“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谈的事情。切除之后，我们会在同一台手术中进行舌再造。用你自己身体其他部位的组织，重新做一个舌头出来。”
那一瞬间，我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
“用什么做？怎么做？”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问。
周医生转过身，从桌上拿起一个平板电脑，点开了一个ppt文件。那是一个舌再造手术的科普课件，里面有大量的解剖图和手术照片，那些照片清晰地展示着人体组织被切开、分离、移植、缝合的全过程，鲜艳的红色肌肉，乳白色的筋膜，细如发丝的血管，每一帧都像是一件精密的外科艺术作品。
“目前最成熟、最常用的舌再造方法，是前臂皮瓣移植。”周医生用手指在屏幕上画了一个圈，“我们在你的左前臂上，切取一块带血管、带神经的皮瓣，大小和形状根据你舌头缺损的范围来定制。然后把这整块皮瓣移植到你的口腔里，在高倍显微镜下，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缝线，把皮瓣上的血管和颈部预留的受区血管一一吻合。血流通畅之后，这块皮瓣就有了生命力，它会像你原来的舌头一样愈合、存活，甚至恢复一部分感觉和运动功能。”
我听得入迷了。不是因为我理解了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而是因为周医生在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让我相信，他不是在给我画一张不可能实现的饼，而是在告诉我一个真实存在的、被无数次验证过的医学奇迹。
“前臂的皮肤比较薄，皮下脂肪少，血管恒定，口径也合适，是最理想的供区选择。”周医生继续说着，“当然，前臂上会留下一个疤痕，我们会从你的大腿上取一层薄薄的皮肤来覆盖供区的创面。这些都是成熟的技术，你不用担心。”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前臂。光洁的皮肤下面是淡蓝色的静脉血管，像一张细密的网。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前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的一部分会变成我的舌头。
“这个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我问。
周医生沉默了两秒：“单从皮瓣成活率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手术时间大概在八到十二个小时，需要多组医生配合完成。术后还有一周左右的危险期，要严密观察皮瓣的血运情况。而且即便手术成功，后续还有很长时间的康复训练要做。”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说：“但是陈默，你要明白一件事。手术只是第一步。舌癌的治疗，手术的成功不代表一切的结束。你需要接受放疗来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你需要重新学习说话，重新学习吞咽，重新学习用你的新舌头去感受食物的味道。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会很痛苦，会很难。”
“会比得癌症还难吗？”我问。
周医生看着我，忽然笑了。那个笑容里有疲惫，有无奈，也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办住院手续吧，”他说，“床位我给你留着。”
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手里握着一沓住院单和术前检查单。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大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华灯初上，万家灯火。那些灯光里有无数的普通人，他们此时此刻可能在吃饭，在看电视，在吵架，在做爱，在哄孩子睡觉，在做着所有普通人会做的事情。而我要在这栋楼里，躺在那张窄窄的病床上，等着被切开，被切除，被重建。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母亲的号码。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拨了出去。
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是一个家庭伦理剧，男女主角正在声嘶力竭地争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