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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两个村子，发问卷，可没人愿意填，问他们问题，也都笑着打哈哈，这是咋回事啊？”
她鼻尖微微皱起，倒不像个城里姑娘。
我挠挠头，干脆直说：
“你太‘生分’了。村里人认熟不认生，别一去就拿本子，先干活——遇着谁家晒麦子帮着翻翻，谁家喂猪递把糠，蹲村口跟老太太唠唠孙子。等他们觉得你实在，不用你问，他们就主动说了。”
又补充道：“别穿这么干净的裙子去，村里路脏，坑坑洼洼的，你穿着不方便，他们看着也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完才觉这话太直，怕她不快。
可苏玲玲听得认真，笔尖在笔记本上划得飞快：“干活……我咋没想到呢？”
她合上笔记本，从口袋里摸出颗糖，用透明糖纸包着，印着苹果图案，往我手里塞：“谢啦！你叫啥名字？”
“林涛，动科系的。”我把糖攥在手心，糖纸的边角硌得慌，却舍不得松开。
“动科啊，”她眼睛弯了弯，“挺好的，将来能帮老乡们多养几头猪，多产几斤肉，也是造福一方嘛！”我下次去村里，要是还遇着事，能再问你不？”
“能。”我赶紧说，说完又觉得太急，脸有点热，耳根子也烧了起来。
她摆摆手，转身往楼梯口走，月白色的裙摆扫过台阶，像片云飘远了。
后来苏玲玲真找过我两回。
一回是问村里“红白事”的讲究，我说“红事要送被面或布料，这类实用织物象征祝福，白事送香烛纸钱，这类祭祀用品表达哀思”。
另一回是她问卷上有个“家庭年收入”的题，没人肯填，我跟她说“别直接问，就问‘今年卖了多少斤玉米’‘养了几头猪’‘卖了多少鸡蛋’，他们肯说，你自己算就行”。
她每次来都带颗糖，有时候是水果味，有时候是牛奶味。
有回傍晚，我从实验楼出来，见她蹲在宿舍门口，见我来就直起身子，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刚从西头实验田过来，顺道等你。”
那天夕阳正好，金晃晃地洒在地上。
走在校园的小路上，她突然笑了：“其实我早认识你啦。”
我愣了下，她又说：“军训的时候，你不是方队里的标兵吗？就站第一排，腰杆挺得笔直，教官总让我们学你。那会儿我就想，这人站得真稳，像田埂上扎的桩子。”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是农学院的，军训时也和我一个方队，隔着几排人，难怪觉得眼熟。
被她这么一说，脸又热了，挠了挠头：“就……就瞎站的，在家干惯了活，腰松不下来。”
“才不是瞎站，”她摆了摆手，眼里闪着光，“那是真有劲儿。我那会儿站军姿，没一会儿就晃，看你站在那儿，跟钉在地上似的，还偷偷学过你呢，就是学不来。”
晚风轻轻吹着，把她的发梢吹得动了动。她总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香；我带着泥土气，裤脚偶尔还留着做实验喂猪时蹭的猪食渣。
但我没觉得别扭，反倒想起苏玲玲前几天说的“你那办法真管用，张大爷还拉着我吃了碗红薯粥，香得很”，心里就踏实。
课本上的“理论”是洋气的，规规矩矩，条理分明；村里的“土办法”是土气的，带着泥土味，没那么多讲究。可土办法，偏能解洋办法解不了的难。
或许就像我娘纳的千层底，看着不如城里的皮鞋亮，可踩在泥地里不打滑，走得稳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