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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日子过得很快，我总拣教室最后排的角落坐。
公共课在大阶梯教室上，一百多人挤在一起。
这课叫“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老师是个戴眼镜的女教授，讲起话来慢条斯理。
正好讲到“基层纠纷调解”，她扶了扶眼镜：
“有没有同学了解基层的邻里纠纷？该怎么调解？书本上的‘调解程序’太笼统，谁能给大家说说实际里该怎么办？”
教室里静了静，前排有人小声笑，大概觉得这问题太土。
我捏着笔的手紧了紧，这事儿我熟啊，唐洼子村谁家没为浇地抢过水泵？谁家没为院墙多占半尺吵过嘴？我爹年轻时就帮着老支书调解过，我蹲在柴火垛旁听过好几回，那些家长里短、人情往来，比课本上的字鲜活多了。
先前是绝不敢举手的，可军训时被马壮拽着“丢人”丢多了，倒觉得“说错也没啥”。
正犹豫着，老师往后排扫了眼，目光落在我这角落时：
“那位同学，你好像有话要说？”
我咬了咬嘴唇站了起来：“遇着这种事，不怎么按书本上的来。”
我定了定神，索性放开了说：
“就说抢水吧，两家都要浇玉米，水泵就一个，吵得快动手了，老支书先拉着两家去村头老槐树下坐着。他不劝，就抽烟，等两家骂够了，气顺了，才慢悠悠地说‘你家去年盖房，他帮着抬过梁吧？’‘她家闺女出嫁，你娘还去缝了褥子吧？’”
我手比划着，忘了拘谨：
“说完旧情，再往地里走，看谁家的玉米更干，就先给谁浇。要是差不多，就一家浇半宿，半夜换班。老支书不记笔记，也不写调解书，就拍着胸脯说‘这事我做证’，两家就认。有时候还让小辈给长辈递根烟，赔个笑，那点疙瘩，也就解了。”
说完我赶紧坐下，后背汗湿了，耳朵却竖着听动静。
老师点了点头，眼里带着笑意：
“很实在的办法。‘人情’也是基层调解的‘理’，有时候比硬邦邦的条文管用。”
周围的目光没我想的那么扎人，马壮还朝我竖了竖大拇指，我心里松快了些，倒觉得先前的紧张有点多余。
坐下时，我余光瞥见斜前方有个女生转过头，正往我这儿看。
她梳着马尾，衣服领口别着个小小的珍珠发卡，衬得脸白净净的。她见我看她，轻轻眨了下眼，又转了回去。
下了课我总想着把笔记再顺一遍，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往外走。我刚到教室门口，就听见有人叫：
“同学，等一下！”
是刚才那个女生，她快步走过来，手里捏着个硬壳笔记本。
“你好，我叫苏玲玲，农学院的。”
声音软乎乎的，“刚才你说农村调解的事，很真实，跟书上写的理论不一样，我能问问你吗？”
我愣了下，点点头。
“我在做社会调查作业，选的是‘农村邻里关系’，”她翻开笔记本，上面字写得齐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