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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的初夏，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起潮湿的热意，但对于成千上万汇聚于此的举子而言，比天气更灼热的，是那颗被功名炙烤的心。
贡院所在的礼部南街，早已被各地赶来的考生和他们的仆役、亲友挤得水泄不通。卖文房四宝的、兜售“必中秘卷”的、看相算卦的、提供食宿租赁的……三教九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场围绕着科举的巨大狂欢。
在这熙攘的人流中，来自江陵府的举子谭允，显得格外不起眼。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背着简单的书篓，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但一双眼睛却明亮有神，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摸了摸怀里那封略显陈旧的信，那是他离家时，恩师——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郑重交给他的。
“明远（谭允的字），”恩师当时语重心长地说，“此去汴京，如鱼入海，鸟投林。科场之内，凭的是真才实学；科场之外，却多是人事浮沉。你秉性纯直，切记，守住本心，方得始终。”
谭允深吸一口气，随着人流，走向那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贡院大门。那高大的龙门牌坊，在阳光下闪烁着令人敬畏的光芒。
二
省试前的日子，汴京的各大酒楼、茶馆，成了举子们最重要的社交场。谭允囊中羞涩，寄居在城南一间简陋的客栈，每日里只是闭门苦读。同客栈的，还有几位来自各地的举子，其中一位名叫赵安世的，是潭州通判之子，家境殷实，为人豪爽，很快便成了众人的中心。
这日晚间，赵安世做东，在客栈旁的酒楼设宴，邀请同住诸生。
“谭兄，整日闭门造车，岂不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赵安世亲自来请谭允，态度恳切，“今日来的，都是今科有望的才俊，大家切磋学问，岂不快哉？”
盛情难却，谭允只得随之前往。席间果然热闹，推杯换盏，高谈阔论。酒过三巡，话题便从经义文章，渐渐转向了朝中人事、考官喜好，甚至是一些真假难辨的“内幕消息”。
一位来自淮南的举子神秘兮兮地说：“听闻今科知贡举吕蒙正吕大人，最喜务实之文，厌弃浮华。那《庄子》《楚辞》，怕是沾不得了。”
另一位则接口道：“何止！我听说吕大人与参知政事李昉李公不睦，文章里若是引了李公推崇的注疏，只怕要坏事……”
赵安世笑着摆摆手：“诸位，诸位，空谈无益。家父与礼部一位郎中略有交情，听闻今科诗题，或与‘漕运新政’相关。我等何不就此预作几篇，相互品评，有备无患？”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称妙，当即唤人取来纸笔。
谭允坐在角落，听着这些议论，心中却有些不是滋味。恩师的教诲言犹在耳，科考难道不该是比拼圣贤道理、治国方略吗？为何如今听起来，却像是揣摩上意、投机取巧的钻营？
轮到他时，他并未就“漕运”立论，反而就《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阐述了一番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不应汲汲于功利的心得。
文章作罢，席间一时寂静。赵安世看了，微微蹙眉，随即展颜笑道：“谭兄文章，道理是正的，只是……稍显迂阔了些。如今官家与朝廷，要的是能办实事的人才啊。”
旁边有人低声嗤笑：“穷酸气……”
谭允面色微红，但并未争辩，只是默默收起了自己的文章。他隐约感觉到，这科场之外的第一课，似乎比他读过的任何经书都来得复杂。
三
省试之日，终于到了。
贡院门前，灯火通明。举子们排着长队，经过兵丁严厉的搜检——防止夹带。任何有字的纸片、特制的衣物、甚至糕点都被仔细查验。谭允看着前面一个举子因在鞋底夹带小抄而被当场揪出，剥去衣冠，镣铐加身，押送而去，那绝望的哭嚎声让人心惊肉跳。
进入那小小的、仅能容身的号舍，拿到题纸的那一刻，谭允的心反而沉静了下来。策问题赫然在目：“问：漕运之利，国之大计，然东南之粟输于西北，民力疲敝，可有良策以纾之？”
果然与漕运相关！谭允想起那日酒宴上的议论，不得不佩服赵安世消息之灵通。但他并未按照众人预演的思路去写如何“开源节流”，而是笔锋一转，直指时弊：
“臣闻，善治国者，不在浚漕渠以增其利，而在均赋役以苏其民。今东南之民，漕运之役重矣，水旱之灾频矣，官司之催科急矣……臣尝见江畔纤夫，赤足跣行于冰雪，骸骨委于道途；亦闻漕粮入京，雀鼠耗于仓廪，胥吏饱其私囊。此非漕运之过，乃行漕运之法未尽善也……”
他将沿途所见民间疾苦，与经典中的仁政思想结合，提出了“宽民力、简漕政、惩贪墨、兴屯田”等具体建议。文辞或许不算最华美，但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年轻士子对家国天下的真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