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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原盼着有生之年，能见京师与南京之间车马贯通，如今看来……”
话语未尽，却已满是失落。
秦文用低头不语，面露踌躇，仿佛肩上压着千钧重担。
杨士奇亦沉默不语，眉间锁紧。
群臣默然之际，气氛沉如寒水。
就在此时。
一人自列中疾步而出。
此人年少，眼神清亮，早已思虑良久。
他不顾众人冷目，昂然立于殿心，朗声道：
“陛下！臣已明白皇长孙深意所在！”
老爷子抬眼望去，认出来者乃是解缙。
“讲。”
解缙踏前两步，声若洪钟：“兴办教育，并非仅育儒生学子。”
“而是要开办学堂，培育我大明史上第一代专精之匠！”
“以文启技，以教养工！”
“百业振兴，根基在此！”
“造我大明自己的工匠队伍！”
朝班之中，解缙孑然独立。
这位曾因《太平十策》触怒洪武帝而遭贬谪的青年，向来胆识过人。
当众臣尚在迟疑揣测之时，他已将真相剖白于众。
初听此言，不过是一句寻常建言——为国储才，服务营建。
但细细思量，却令人震颤。
当今天下，户籍森严。士农工商，各归其类，世代相承。
匠户限于工籍，子孙不得改行；军户守于边卫，难以脱籍谋生。
此前虽因铁岭卫迁徙、辽东屯垦、耐寒稻种推广之故，推动军制变革，废除卫所私兵之弊。
可今日所提“文教兴国”，竟非传统诗书教化？
竟是要打破陈规，设学授技，专培匠才？
满朝文武，刹那醒悟。
空气仿佛凝固。
有人惊愕，有人犹疑，有人悄然动容。
不！
事情远比表面复杂得多。
那位皇长孙的举动，回顾以往数次行事，无一不是暗藏深意。
这一次，同样如此。
绝非单纯为了振兴工匠行业便可解释。
若真要“教化”百工，那么，由谁来传授技艺？
又以何种方式施“教”？
尤其当“教化”一词被冠之以儒家正统意味时，满殿文官顿觉寒气自背脊升起。
这个词，历来专属儒门。
它意味着礼乐征伐自君子出，意味着士居四民之首。
自古以来，“四书五经”为立国之本，科举取士维系着士大夫阶层的尊严与权力。
如今竟要将“教化”用于匠人？
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明日是否就要设立“工科”取士？
是否百工子弟也能入朝为官？
那寒窗苦读数十载的读书人呢？
他们的功名、前程、信仰，又置于何地？
更进一步想——
若“百工之学”逐渐取代“八股文章”，大明的根基是否将动摇？
数千年来奉行的礼制秩序，是否会被彻底更易？
有人脑海中浮现出战国年间百家争鸣的景象。
墨家尚技，重实用，讲机关制造。
难道皇长孙意图复兴此类学说？
否则为何偏偏用上“教化”二字？
这四个字，如惊雷炸响在众人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