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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原盼着有生之年,能见京师与南京之间车马贯通,如今看来……”
 话语未尽,却已满是失落。
 秦文用低头不语,面露踌躇,仿佛肩上压着千钧重担。
 杨士奇亦沉默不语,眉间锁紧。
 群臣默然之际,气氛沉如寒水。
 就在此时。
 一人自列中疾步而出。
 此人年少,眼神清亮,早已思虑良久。
 他不顾众人冷目,昂然立于殿心,朗声道:
 “陛下!臣已明白皇长孙深意所在!”
 老爷子抬眼望去,认出来者乃是解缙。
 “讲。”
 解缙踏前两步,声若洪钟:“兴办教育,并非仅育儒生学子。”
 “而是要开办学堂,培育我大明史上第一代专精之匠!”
 “以文启技,以教养工!”
 “百业振兴,根基在此!”
 “造我大明自己的工匠队伍!”
 朝班之中,解缙孑然独立。
 这位曾因《太平十策》触怒洪武帝而遭贬谪的青年,向来胆识过人。
 当众臣尚在迟疑揣测之时,他已将真相剖白于众。
 初听此言,不过是一句寻常建言——为国储才,服务营建。
 但细细思量,却令人震颤。
 当今天下,户籍森严。士农工商,各归其类,世代相承。
 匠户限于工籍,子孙不得改行;军户守于边卫,难以脱籍谋生。
 此前虽因铁岭卫迁徙、辽东屯垦、耐寒稻种推广之故,推动军制变革,废除卫所私兵之弊。
 可今日所提“文教兴国”,竟非传统诗书教化?
 竟是要打破陈规,设学授技,专培匠才?
 满朝文武,刹那醒悟。
 空气仿佛凝固。
 有人惊愕,有人犹疑,有人悄然动容。
 不!
 事情远比表面复杂得多。
 那位皇长孙的举动,回顾以往数次行事,无一不是暗藏深意。
 这一次,同样如此。
 绝非单纯为了振兴工匠行业便可解释。
 若真要“教化”百工,那么,由谁来传授技艺?
 又以何种方式施“教”?
 尤其当“教化”一词被冠之以儒家正统意味时,满殿文官顿觉寒气自背脊升起。
 这个词,历来专属儒门。
 它意味着礼乐征伐自君子出,意味着士居四民之首。
 自古以来,“四书五经”为立国之本,科举取士维系着士大夫阶层的尊严与权力。
 如今竟要将“教化”用于匠人?
 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明日是否就要设立“工科”取士?
 是否百工子弟也能入朝为官?
 那寒窗苦读数十载的读书人呢?
 他们的功名、前程、信仰,又置于何地?
 更进一步想——
 若“百工之学”逐渐取代“八股文章”,大明的根基是否将动摇?
 数千年来奉行的礼制秩序,是否会被彻底更易?
 有人脑海中浮现出战国年间百家争鸣的景象。
 墨家尚技,重实用,讲机关制造。
 难道皇长孙意图复兴此类学说?
 否则为何偏偏用上“教化”二字?
 这四个字,如惊雷炸响在众人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