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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间的蝉鸣早已消尽，只余下几片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落在田埂上、泥路上，像是为谁送行。村后的老槐树叶子也渐渐黄了，枝头挂着零星的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晃，仿佛也在低声叹息。
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商旅往来的热闹。有的，只是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守着几亩薄田，盼着风调雨顺，却往往等来的是一场场无望的秋雨或干旱。
可就在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清晨，村口却站着三个汉子，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泥路上，像是三棵即将远行的树。
他们是从村东、村中和村西三个方向聚来的，彼此熟识，也都知道对方家里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这三个人，一个是李大山，村里的佃农，老实巴交，家里有婆娘和两个娃；一个是张铁柱，三十出头，没娶上媳妇，跟老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和种坡地过活；还有一个是王长根，四十来岁，家里兄弟多，分到的田最少，年年靠借粮度日，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
三人肩上扛着简单的行李——几件破旧的衣裳、一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打成一个小小的包袱，用一根麻绳捆着，斜挂在扁担上。脚边放着几个粗布包，里面装着些干粮：红薯干、玉米饼，还有一小罐咸菜。那是他们从家里省出来的，路上充饥的东西。
除此之外，他们每人怀里还揣着几枚铜钱——那是家里仅有的积蓄，有的是卖了一只老母鸡换来的，有的是把祖传的一把铜勺当掉的，还有的是东拼西凑，从邻里那里借来应急的。
他们没有多话，只是默默地检查了一遍行李，又抬头看了看远处蜿蜒进山的小路，再望了望天边那尚未完全明亮的天空。
李大山蹲下身，把包袱重新捆紧了些，低声说道：“这趟去广州府，路远着呢，听说要先走水路，再转旱路，一路上不知要花多少时日。”
张铁柱点了点头，嗓音沙哑：“我娘昨夜还拉着我的手不放，说……说我这一走，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可我……我实在是没有法子了。”
王长根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那几枚铜钱，看了看，又小心地塞回去，低声道：“我家里那几个小的，还等着我带点银子回来。哪怕……哪怕只够买上一亩薄田呢，也值了。”
李大山拍了拍两人的肩，沉声道：“咱们这一趟，是去闯一闯。听说去长沙找一个南洋贸易公司，他们包吃住，在广州府有船。招人去海外，说是能分地，百亩！要是真能闯出个名堂，咱们就回来，接上家里人，一起过好日子。”
“要是……要是闯不出名堂呢？”张铁柱低声问，眼里透着一丝不安。
李大山沉默了一会儿，望着远处雾霭笼罩的山峦，缓缓道：“那也得试试。总比一辈子窝在这山沟里，守着两亩薄田，年年挨饿强。”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远处传来几声鸡鸣，炊烟从村中一户户人家的屋顶上袅袅升起。村里人陆陆续续起床了，有人在田里劳作，有人在喂鸡喂猪，也有人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着村口这三位即将远行的汉子。
阿秀躲在屋里，一个人边烧柴火，一边抹着眼泪。
没有人来送行，也没有人高声告别。在这个穷苦的小山村，离别是常事，也是最无力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山高水远，凶险难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可他们也知道，这些汉子，是为了家里的生计，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那或许永远也触不到的“好日子”，才咬牙踏上了这条未知的路。
李大山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家——那几间低矮的泥草屋，烟囱里正冒着淡淡的炊烟，那是阿秀在烧早饭，孩子们应该还没有醒来。
他深吸一口气，弯腰挑起了行李，稳了稳肩上的担子，然后直起身，对张铁柱和王长根点了点头。
“走吧。”
三个汉子，迈开了脚步。
他们的背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坚定，也格外孤独。
李大山的儿子小虎，此时站在山坡上，这孩子昨夜就睡不着，他听到父亲的出门，就一个人跑上山，看着大人们离去。
他想喊：“爸，你别走”，可他喊不出来，孩子蹲在地上也在哭，号啕大哭。
脚下的泥路延伸向远方，穿过稻田，越过山梁，通向山外的世界——通向广州府，通向那片他们从未去过、却寄托了全部希望的远方。
或许，这一去，便是命运的转折；
或许，这一别，便是永世的分离。
但此刻，一无所有的他们，只能往前走。
为了家为了那或许存在的“百亩良田”。
中国人啊，祖祖辈辈，从古至今，都在种地。
一块地，一头牛，一把锄头，几间泥草屋，就是一家人的全部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土地，是命根子，是饭碗，是根，是家，是希望，也是归宿。
可奇怪的是，太平年月越久，反而大多数百姓，会慢慢穷困下去。
不是因为不勤劳，不是因为不耕种，而是“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土地随着灾荒，战乱，甚至强取豪夺，渐渐不在自己手里了。
起初，一家人勤勤恳恳，守着几亩薄田，虽不富裕，却也饿不着，衣衫虽破，却有瓦遮头。但年景总有起伏，有的年头旱，有的年头涝，收成不好，便借粮、借钱。借的时候，是万般无奈；还的时候，却要加上利钱，利滚利，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拿地去抵。
慢慢地，田没了，地卖了，只剩下力气，去给地主当佃农，去租种那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交上五成、六成，甚至七成的租子，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剩下的只够勉强糊口。
再后来，连租种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去给富户做长工，打短工，或者背井离乡，去城里做苦力，拉板车，挖矿，进工厂，做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住最破的棚，吃最差的饭。
而那些土地呢？集中到了谁的手里？
皇上？不，皇上高高在上，他拥有天下，却并不真正“拥有”每一寸土地。
士大夫？官员？贵族？他们才是真正的“地主”。
他们或承袭祖上田产，或通过科举入仕后兼并土地，或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或放高利贷迫使农民典当田地。他们穿着绫罗绸缎，住着深宅大院，餐餐有肉，仆从成群，而他们财富的根基，正是那千千万万农民手中失去的一块块田地。
还有那些有知识的人——读书人、商人、乡绅，他们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也参与到了这场无声的掠夺之中。他们知道土地的重要，也知道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他们更知道，土地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地位。
于是，历朝历代，只要和平的越久，土地兼并就越厉害，而且愈演愈烈。
牛野是慢慢懂得，不外卷，就内卷！
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用殖民地，用股票来圈住大量资本，不断对外扩张。
而大清，在疯狂内卷，资本没有出路，那怎么办？买地！不断的买地，直到买到国家崩溃，万民起义，再次洗牌为止！
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初，新皇登基，天下初定，国家手里有兵权。这时往往都会施行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的政策，鼓励农民回归土地，甚至会武力“均田”“限田”，抑制豪强，杀个滚滚人头，强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让耕者有其田。
老百姓若是没了地，接下来就是造反，这是所有统治者都心知肚明的事。
历史上，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喊出的口号里，总少不了一句——“均田地！”或“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因为老百姓心里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有块自己的地，能种上粮食，养活一家老小，不再受饿挨冻，不再看人脸色。
可偏偏，这最朴素的愿望，却历朝历代都无法真正实现。
为什么？
因为利益牵扯太多，太深，太复杂。
你若真要“平均地权”，要动那些权贵、地主、官僚手里的土地，那他们能答应吗？他们背后，是一张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利益网——有官府撑腰，有军队保护，有律法偏袒，有舆论控制。
你若动了他们的地，就等于动了他们的命根子，动了他们的财富来源，动了他们的权力根基。
谁动，谁死。
哪怕你是皇上，也一样！
那些开国皇帝，或许还能凭借雷霆手段，强力推行均田、限田之策，可不过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朝政松弛，权贵复起，土地兼并的浪潮便再度袭来，势不可挡。
到了王朝中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度悬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了常态。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王朝便也走到了尽头。
于是，历史再一次循环。
新朝建立，旧戏重演。
土地，是百姓的命；可也是统治者的棋。
在这盘棋里，最苦的永远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他们最渴望的，不过是一块能养家糊口的土地；可他们最难得到的，恰恰也是这块土地。
中国人啊，祖祖辈辈种地，可土地却离他们越来越远。
这，或许才是历朝历代真正的隐患，也是最深的悲哀。
地之殇，亦是民之殇，国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