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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岁的秋意比往年来得更急些。塞外的风卷着黄沙，才过了居庸关，就把直隶、山东的天空染得发灰——这风里裹着的不只是凉意，还有西北战场上传来的急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再犯边境，朝廷急调兵马往西塞驰援，粮草转运成了燃眉之急。兵部一道文书下来，各省需征调民间骡马，从州县起运，一路向西，直送军前。
文书到山东的时候，济南府的官署里正飘着秋雨。按察使把各州县令召来议事，长山县令杨承祖坐在末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官袍下摆的暗纹。他年近五十，颧骨高突，眼尾向下耷拉着，瞧着总带点不耐烦的倦意，可听到“征调骡马”四个字时，那双眼忽然亮了一下，像荒地里见了猎物的狼。
散会时，同州的几个县令凑在一处叹气。益都县令董世昌是个温厚人，搓着手道：“咱们这地方，农户养头驴都当宝贝，骡马更是稀罕。征调易，安抚难，得好好跟百姓说，按文书上的价码给足补偿才是。”莱芜县令范承勋接话：“可不是嘛，我那县多山地，农户靠骡马驮货下山换粮，真征走了，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新城县令孙秉彝年纪最轻，性子刚直，冷声道：“就怕有人借着‘公务’的由头，把好事办歪了。”
这话刚落，杨承祖从后面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孙秉彝的肩膀：“孙老弟年轻，不懂底下的门道。‘公务’二字，可松可紧，办得好，是为朝廷分忧；办得‘妥帖’，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低，眼神扫过三人，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转身就带着随从走了。董世昌望着他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这杨令，素来爱占小利，这次怕要出乱子。”
果不其然，杨承祖回长山的第二天，就把县里的衙役、地保全召到了县衙。大堂上，他把兵部文书往案上一拍，厉声道：“朝廷征马，关乎军国大事！凡境内骡马，无论官家养的、商户用的、百姓私藏的，三日之内，尽数交到县衙来！谁敢隐匿，以通敌论处！”
底下的地保们面面相觑——文书上明明写着“自愿应征，按价补偿”，到杨承祖这儿，怎么就成了“尽数上交”？有个老地保颤巍巍地问：“大人，那补偿……”
“补偿？”杨承祖冷笑一声，抓起案上的惊堂木拍了下去，“朝廷军费紧张，哪来的闲钱给补偿？再说了，为朝廷出力，是百姓的本分！谁再提‘补偿’二字，先打二十大板！”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又缓了语气：“不过，你们办事得力，征上来的骡马里，挑些弱的、老的，赏给你们当脚力，也算是本县令的恩典。”
这话一出，地保们立刻懂了。杨令这是要借征马的名义，把全县的骡马都搜刮过来——好的他自己留着，要么卖钱，要么送给上面的官儿疏通关系；剩下的残次品，再赏给底下人，堵上他们的嘴。
接下来的三天，长山县彻底乱了。衙役们跟着地保，挨家挨户地搜。农户家里，刚买的骡驹被强行牵走，老农抱着马脖子哭，被衙役一脚踹开；小商户用来拉货的驴车，缰绳被硬扯断，货物翻在地上，没人管；就连寺庙里和尚用来驮经卷的老马，都被拉走了。不到三天，长山县的街头巷尾，再也见不到一头能跑的牲口，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关着门偷偷抹泪。
杨承祖把征来的骡马圈在县衙后院的空地上，足足有两百多匹。他每天傍晚都去看，摸着那些油光水滑的好骡马，嘴角就合不拢。心腹衙役凑过来问：“大人，这些马怎么办？送一部分去济南府交差？”
“急什么？”杨承祖眯着眼，“济南府那边，随便挑几十匹老弱的送过去就行。剩下的，等过阵子风声松了，卖到江南去——那边的盐商、粮商，正缺好骡马呢，一匹能卖十两银子。”他顿了顿，又道：“还有，周村那边，不是每月初一、十五有大集吗？听说来往的商户多，车马多，你带些健丁过去，把那些外来商户的骡马也‘征’过来。对外就说，长山的骡马不够，借他们的用用，等朝廷拨了马，再还。”
那心腹衙役心领神会，立刻点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衙役，揣着杨承祖写的“征马文书”，往周村去了。
周村离长山不过三十里地，是青州、济南、兖州三府交界的大集镇。每月初一、十五，四面八方的商户都往这儿赶：山西来的盐商，拉着成车的潞盐；陕西来的皮货商，驮着狐裘、羊皮；江南来的布商，带着松江的棉布、苏绣的绸缎；还有本地的粮农、菜农，推着小车，赶着驴，把新鲜的粮食、蔬菜运到集上卖。集镇上的那条主街，从东头到西头，车马挤得水泄不通，骡马的嘶鸣声、商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混在一处，热闹得能掀了天。
十月初一这天，天刚亮，周村的集就开了。山西商人王二和李老栓，赶着四匹黑骡，拉着一车潞盐，刚到街口，就被几个穿皂衣的衙役拦住了。为首的衙役把“征马文书”往王二面前一递，粗声粗气地说：“长山县令杨大人有令，朝廷征调骡马运粮，你们这四匹骡，先交出来，归县衙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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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愣了，赶紧作揖：“官爷，我们是山西来的，这骡是我们吃饭的家伙啊！拉着盐从山西过来，走了一个多月，就指望卖了盐，再用这骡拉点山东的杂粮回去。要是骡被征走了，我们俩怎么回去？”
“少废话！”那衙役一把推开王二，“什么你的我的？朝廷要用，就是朝廷的！再敢阻拦，以抗旨论处！”说着，就指挥其他衙役去解骡的缰绳。李老栓急了，扑上去想护着骡，被一个衙役一脚踹在地上，膝盖磕出了血。
周围的商户见了，都围过来求情，可衙役们根本不听。他们在集上转了一圈，见着好骡好马就抢，不管是商人的、农户的，甚至连镇上富户家里拉车的马，都被强行牵走了。不到一上午，衙役们就牵走了近百匹骡马，个个膘肥体壮。商户们看着自己的牲口被拉走，有的急得直哭，有的跳着脚骂，可衙役们有“文书”在手，又人多势众，谁也不敢真的反抗。
王二和李老栓坐在地上，看着四匹黑骡被衙役们牵远，眼泪都下来了。李老栓擦了擦眼泪，对王二说：“兄弟，咱们不能就这么认了。这骡没了，咱们回不去山西，家里的老婆孩子还等着呢！听说各州的县令都在济南府办事，咱们去济南府，找其他县令求求情，说不定能把骡要回来。”
王二点了点头，两人顾不上地上的盐车——盐被衙役们翻得乱七八糟，也卖不成了——揣着身上仅有的几两碎银子，徒步往济南府去。从周村到济南府，有一百多里地，两人都是生意人，平时赶路靠骡马，这会儿靠两条腿走，走得脚都磨出了泡，走了两天两夜，才总算到了济南府的城门口。
济南府是山东的省会，官署多，客栈也多。各州的县令来省里办事，大多住在城西的“悦来客栈”。王二和李老栓打听着找到悦来客栈时，正好遇上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三人从客栈里出来，准备去按察使署议事。
王二和李老栓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跑过去，“扑通”一声就跪在了三人面前，放声大哭：“三位大人，救救我们吧！我们是山西来的商人，在周村赶集，骡被长山杨令的人抢走了，我们没法回家了啊！”
董世昌赶紧把两人扶起来，温声道：“起来说，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二抹了把眼泪，把杨承祖派衙役在周村抢骡马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李老栓也补充道：“不止我们俩，集上还有好多商户的骡马都被抢了，有陕西的、江南的，还有本地的农户，个个都急得没法子！杨令说征马，可连个收条都不给，也不提补偿，这不是明抢吗？”
孙秉彝听着，脸色越来越沉，拳头攥得咯咯响：“我就知道这杨承祖要搞鬼！文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征马要自愿、给补偿，他倒好，直接派人去抢！”
范承勋皱着眉：“可他是长山令，我们是外县的，直接管不了他。不过，这事确实过分，百姓和商户太冤了。”
董世昌叹了口气，看着王二和李老栓可怜的样子，说：“你们放心，我们三个既然知道了这事，就不能不管。正好我们今天要回客栈，一会儿就去找杨承祖，跟他说说这事，让他把抢来的骡马还回去。”
王二和李老栓连忙磕头：“多谢三位大人！多谢三位大人！”
三人把王二和李老栓安顿在客栈旁边的小店里，让他们先歇着，然后就往杨承祖住的房间去了。杨承祖也住在悦来客栈，他刚从外面回来，正让随从给他倒茶，听说董、范、孙三人来了，心里咯噔一下——他猜这三人多半是为了骡马的事来的，但面上还是装出热情的样子，赶紧开门迎客：“哎呀，董兄、范兄、孙老弟，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三人进了房间，杨承祖赶紧让随从摆上茶点，又吩咐下去，让客栈准备酒菜，说要好好招待三位同僚。董世昌见他热情，也不绕弯子，喝了口茶，就开口道：“杨兄，我们刚才在客栈门口，遇上两个山西商人，说是在周村赶集，骡马被你派去的人抢走了。这事……是真的吗？”
杨承祖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哦，你说这事啊！确实有这么回事。朝廷征调骡马，长山的骡马不够，我就让人去周村‘借’了些，都是为了给朝廷运粮，公事公办嘛。”
“公事公办？”孙秉彝忍不住插话，“杨兄，兵部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征马要‘按价补偿，不得强取’。你派人去周村，不问青红皂白就抢，不给补偿，也不给凭证，这怎么能叫公事公办？那些商户靠骡马吃饭，骡马被抢了，怎么活？”
杨承祖脸上的笑容淡了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孙老弟年轻，不懂办事的难处。我要是跟那些商户慢慢商量，跟他们说补偿，他们肯定不愿意把好骡马交出来。耽误了运粮的期限，这个责任，谁担得起？我这也是没办法，先把骡马征过来，等后面朝廷拨了补偿款，再给他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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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些商户都是外地来的，等你‘后面’给补偿，他们早就走了，找谁要去？”范承勋也忍不住说，“杨兄，那些商户真的很可怜，尤其是那两个山西商人，就靠四匹骡拉货，骡被抢了，连家都回不去。你看能不能先把他们的骡马还回去，其他商户的，也慢慢商量着来？”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劝杨承祖把抢来的骡马还回去。杨承祖听着，心里越来越不耐烦——他好不容易抢来这么多好骡马，怎么可能轻易还回去？可这三人都是同僚，直接翻脸也不好看。他眼珠一转，拿起桌上的酒壶，给三人的酒杯都倒满酒，举起自己的杯子，笑着说：“三位兄台的心意，我懂。不过运粮的事紧急，骡马的事，咱们先不急着说。难得咱们几个同僚聚在一处，先喝酒，先喝酒！我提议，咱们行个酒令，助助酒兴，谁要是接不上来，就罚酒三大杯！”
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见他想岔开话题，心里都有些不快，但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只能先坐下。杨承祖清了清嗓子，先起了个令：“我这令有规矩，得说‘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然后左右问‘所执何物、口道何词’，接着把答案接上。我先来：天上有月轮，地下有昆仑，有一古人刘伯伦。左问所执何物，答云：‘手执酒杯。’右问口道何词，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须提。’”
刘伯伦就是刘伶，西晋时的酒鬼，以嗜酒闻名。杨承祖选这个人，又说“酒杯之外不须提”，明摆着是想让三人别再提骡马的事，只喝酒聊天。
范承勋看了他一眼，也跟着接令：“天上有广寒宫，地下有乾清宫，有一古人姜太公。手执钓鱼竿，道是‘愿者上钩’。”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这话是暗指杨承祖借着征马的由头，设圈套抢商户的骡马，可又没明说，让杨承祖挑不出错来。
杨承祖听了，脸色微微一沉。孙秉彝瞧着他的样子，心里更气，接着说道：“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黄河，有一古人是萧何。手执一本《大清律》，他道是‘赃官赃吏’。”
萧何是汉朝的丞相，制定过律法，以公正闻名。孙秉彝直接说萧何手执《大清律》，道“赃官赃吏”，这分明是指着鼻子骂杨承祖是赃官！
杨承祖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不是羞的，是气的。他捏着酒杯，指节都泛了白，沉吟了半天，才强压着怒火，又接了一个令：“某又有之。天上有灵山，地下有太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执一帚，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寒山是唐朝的诗僧，性格孤僻，“各人自扫门前雪”这话，是杨承祖在警告三人：少管我的闲事，管好你们自己县里的事就行了。
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听了，都不说话了。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几人互相看着，脸上都有些尴尬——杨承祖把话说到这份上，再劝下去，怕是要翻脸了。
就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少年走了进来，身穿宝蓝色的锦袍，腰束玉带，头戴小帽，长得眉清目秀，气质却傲岸得很。他走进来，也不管房间里的气氛有多僵，对着三人略一拱手，算是行了礼。
杨承祖正一肚子火没处发，见这少年贸然闯进来，还这么无礼，顿时怒了：“你是谁家的小子？敢随便闯我的房间！”
那少年却不搭理他，径直走到桌边，董世昌见他气度不凡，连忙起身，笑着说：“这位小兄弟，我们几个同僚在行酒令，你要是有兴趣，就坐下一起喝杯酒？”
少年笑了笑，摆了摆手：“酒且勿饮。我刚才在门外，听见诸公雅令，觉得有趣，也想献个丑，凑个热闹。”
杨承祖沉着脸，没说话——他倒要看看，这少年能说出什么来。董世昌和范承勋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好啊，你说吧，我们听着。”
少年清了清嗓子，声音朗朗，传遍了整个房间：“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
洪武朱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最恨贪官，制定了严酷的律法，贪官一旦被抓住，要被剥皮实草，挂在衙门口示众。少年这话，比孙秉彝的话更直接，简直是指着杨承祖的鼻子，说他该被剥皮！
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先是一愣，随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董世昌笑得直拍桌子，茶盏里的茶水晃出大半，溅在官袍前襟也不在意；范承勋捋着山羊胡，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连声道“痛快、痛快”；孙秉彝最是年轻气盛，直接站起身，对着少年拱手：“小兄弟这话，可比我们几个拐弯抹角的，说得透彻！”
唯有杨承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铁青。他猛地一拍桌子，茶盘里的杯碟“哐当”乱响，指着少年的鼻子，声音都在发颤：“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竟敢在此妖言惑众，污蔑朝廷命官！来人啊，给我把他拿下，送到按察使署问罪！”
门外的两个衙役早听见里面的动静，这会儿得了命令，立刻提着水火棍冲进来，一左一右就往少年身边扑。可那少年却像没看见似的，依旧站在桌前，嘴角挂着淡淡的笑。等衙役的手快碰到他衣袖时，他身子轻轻一纵，竟像片羽毛似的，稳稳落在了八仙桌上——那桌子不过二尺宽，他站在上面，衣袍下摆都没晃一下，看得众人都愣住了。
杨承祖气得眼睛都红了，指着桌上的少年吼：“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把他从桌上拖下来，打断他的腿！”
两个衙役咬了咬牙，举着水火棍就往桌上的少年捅去。可就在这时，少年突然张开双臂，身子猛地一缩——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刚才还穿着锦袍的少年，竟化作了一只半大的鸮鸟！那鸮鸟羽毛呈深褐色，带着细碎的白斑，圆睁着两只金黄的眼睛，喙尖泛着冷光，“扑棱”一下就从桌上飞起来，撞开窗帘，径直飞出了窗外。
董世昌三人惊得站起身，凑到窗边往外看——那鸮鸟没飞远，落在了客栈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歪着脑袋，朝房间里张望。紧接着，一阵清亮又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声，从鸮鸟喉咙里传出来：“哈……哈……贪官剥皮……剥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