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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世界在战火中燃烧、呻吟。
轴心国在春夏之交发起的新一轮猛烈攻势，打得盟军阵线摇摇欲坠。
各大战场传来的都是不利的消息，
兵工厂的产能似乎永远追不上前线的消耗，兵员的损失数字触目惊心。
焦灼与绝望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盟国高层蔓延。
压力，最终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远东，
传递到了那个在近一年来始终保持沉默、却又让人无法忽视的巨人身上。
盟国方面在经过紧急而痛苦的磋商后，终于向重庆国民政府递出了新的橄榄枝。
这一次，他们确实拿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诚意”，
愿意坐在谈判桌前，商讨解决那些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谈判在重庆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
盟国的代表们西装革履，言辞恳切，
他们带来的方案里，确实列出了一些愿意废除的旧条约条款，
也提及了几处可以“考虑”归还的租借地或势力范围。
然而，这份看似进步的方案，在内行人眼中，却充满了精心计算的避重就轻。
它所触及的，多是些边缘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的利益；
而对于香港、澳门等战略核心要点，
以及那些涉及巨额赔款和经济特权的核心不平等条约，
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设置了漫长的过渡期和保留条件。
国民政府的谈判人员并非不明白其中的猫腻，但在国际形势如此危急，
自身又极度依赖外援（至少是他们所期待的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腰杆始终无法彻底挺直。
几轮磋商下来，进展缓慢，草案修改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在核心问题上绕圈子。
盟国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中国立刻、全面的军事支持；
而重庆方面则既想争取更多权益，又害怕要价过高导致谈判破裂，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国际支持。
谈判陷入了僵局。
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代表和同样心急如焚的盟国使者，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北方，投向了那个真正能左右局势的力量，
柯明义和他的“东山”体系。
然而，兰州方面依旧是一片沉寂，没有任何指示，也没有任何评论。
仿佛窗外那席卷全球的烽火，与深藏于太行山和黄河畔的庞大工业帝国毫无关系。
无奈之下，双方只能辗转通过延安，试图探寻那位幕后决策者的真实意图。
延安的窑洞里，灯火也常常亮至深夜。
延安的同志们，同样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他们理解柯明义的坚持，也支持彻底清算百年国耻的目标，
但面对国际国内如此复杂的局面，也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
终于，在经过层层传递和耐心的等待后，
一份来自兰州最高指挥部的绝密回函，被送到了延安，
并最终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让重庆和盟国代表“意外”地获悉了其核心内容。
回函里没有冗长的分析，没有激烈的言辞，只有一张精心绘制的大比例东亚地图。
地图上，中国的版图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那雄鸡形状的头部，也就是广袤的东北及外东北地区，被人用醒目的红色铅笔，
有力地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几乎将整个鸡头都包裹进去的半圆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