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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都有了，制导可就不能不加快解决，打得太远，漫天飞舞，炸着自己人就不好了。
在基地深处一间高度保密的会议室内，桌上铺满了写满复杂公式的草稿纸和简易的图纸。
来自欧洲、美洲的专家们，与“东山”本土的技术骨干围坐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行！绝对不行！”一位头发花白的德国弹道学专家，卡尔·施耐德博士，用力敲着桌子，
“没有有效的末端制导，仅仅依靠增加射程和齐射数量，本质上还是覆盖式轰炸，精度太差，浪费宝贵的弹药，这不符合效率原则！”
他对面，来自美国的年轻机械工程师汤姆，则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施耐德博士，我理解您对精度的追求，但在现阶段，搞复杂的制导系统不现实！
我们连稳定的陀螺仪小型化都还没完全解决。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提升火箭弹的动力和稳定性，确保它们能按照预定弹道飞得更远，更集中，先用数量淹没敌人！”
“淹没？那是野蛮人的打法！”施耐德博士气得胡子翘了起来，
“科学的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我们必须寻找智慧的解决方案！”
会议陷入了僵局。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本土的工程师们则大多沉默着，努力消化着这些外来专家的思路，试图找到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
主持会议的柯明义揉了揉眉心，这种场面在过去几个月里屡见不鲜。
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维模式的碰撞，既是灵感的源泉，也常常是效率的杀手。
他看向坐在角落，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伊万·彼得罗维奇。
彼得罗维奇是年前通过秘密渠道抵达的，带来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设想。
“彼得罗维奇同志，”柯明义点了他的名，“您有什么看法，听说你们在远东也有一些类似的试验？”
彼得罗维奇吸了一口浓烈的莫合烟，用带着口音的中文缓缓说道：
“柯明义同志，施耐德博士追求精度，汤姆同志强调实用，都有道理。
但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思路，为什么不试试‘惯性辅助’加上‘简易弹道修正’呢？”
他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请详细说说。”柯明义身体前倾。
“完全的制导我们做不到，”彼得罗维奇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但我们是否可以在火箭弹发射前，通过精确计算射表，设定一个基准弹道？
然后在弹体内部，集成一个超小型的、不需要持续工作太久的惯性测量单元，只负责在飞行初期感知较大的姿态偏离？
如果偏离超过阈值，就通过弹体尾部几个非常简单的、可动的小燃气舵或者脉冲喷射口，进行一次性、小幅度的弹道修正？
这不需要复杂的持续计算，只需要在出厂前根据目标距离进行预设，或者由炮手在发射前进行简单的模式选择。”
他顿了顿，补充道：“材料不需要非常精密，结构也可以做得相对简单可靠，适合大规模生产。
虽然不能指哪打哪，但至少能把落点区域从‘一片’缩小到‘一块’，显着提高对点状目标的毁伤概率。
我们称之为‘有限度矫正’，或者‘傻瓜式’矫正。”
这个想法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僵持的迷雾。
施耐德博士皱紧眉头思考着，喃喃自语：“放弃全程控制，只做初期矫正，简化系统，保证可靠性，这，这或许真的是一条路。”
汤姆也来了兴趣：“听起来有点像给火箭弹加了个‘条件反射’？
偏离太大了就自己扭一下？
这个思路很巧妙！
机械结构上实现这种一次性的小燃气舵或者脉冲装置，比搞一套精密的伺服机构要现实得多！”
会议室的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