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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即位，承吕氏乱政之余波，以仁孝宽厚、清静无为定鼎朝堂，开启“文景之治”之序幕。其施政核心，尊奉黄老之学，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策。一时间，天下疲敝得以舒缓，仓廪渐实，百姓乐业，汉室气运所化之赤龙，褪去暴烈杀伐之气，转而显化温润仁德、厚重载物之象，与文帝周身那源自紫微帝星的守成安民之光交相辉映，稳固成长。然，思想之域从未真正平静。黄老之学虽居庙堂之高，然儒家、法家等诸子遗脉，于江湖之远、朝堂角落悄然滋长，暗流涌动，等待着喷薄而出的时机。
未央宫，宣室殿。
文帝常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后再度起用）、御史大夫张苍等重臣议政。其所问多关乎民生疾苦、刑狱宽简、边患安抚。
“朕闻《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今岁田租减半，徭役三日一更，刑狱务求宽简，与匈奴复通和亲。众卿以为如何？”文帝声音温和，却自带一股令人信服的仁德之力。
陈平躬身：“陛下圣明。黄老之术，合于当下民力疲敝之实。轻徭薄赋，使民得蓄力于田亩，数年后，国库自然充盈，此乃‘无为而无不为’也。”
张苍精通律历算学，补充道：“然‘无为’非‘不为’。律法需明，赏罚需信，度量需一，此乃法度之‘有为’，为‘无为’之基石也。” 其周身法家秩序之气与道家自然之意巧妙融合，体现出文景时期思想杂用的特点。
周勃则更关注实务：“陛下，与匈奴和亲，乃缓兵之计。然边塞不可不防，细柳、霸上等军，需常备不懈，以武备保‘无为’。”
文帝皆从善如流。
此政令推行，天下确得实惠。
文帝自身俭朴，常衣弋绨，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仁德，天示祥瑞，竟有玉杯刻“人主延寿”献于宫中。文帝亦不以为喜，反下诏曰：“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又获嘉瑞，是羞朕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天庭，凌霄宝殿。
昊天上帝观照下界，颔首道：“刘恒以仁德守成，合于天道休养生息之律。汉室气运得此滋养，根基渐厚。然，物极必反，柔不可久。北患未除，诸侯坐大，其子继位，当需刚柔并济之势。着巡天司，记录其仁政功德，然亦需监控其隐忧。”
“臣遵旨。”仙官记录：文帝施仁政，天道降下丝丝祥和功德之气，融入汉室国运，然北方匈奴煞气与关东诸侯王隐隐自立的桀骜之气，仍如暗疮，伏于国运光鲜表皮之下。
幽冥地府，功过司。
因文帝废除肉刑（缇萦救父，文帝废肉刑），改以笞刑、劳役，枉死城中因酷刑而死的冤魂数量大减，怨气稍平。
“汉帝刘恒，推行仁政，轻刑薄赋，活人无数，积有阴德。待其寿尽，可引入善道，转生福地。”判官批注。
平心娘娘漠然视之：“然其‘无为’，亦纵容诸侯骄奢，埋下祸根。功过相抵，依律即可。”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曰：“世间有仁君，乃众生之福。然‘无为’之治，近乎‘空寂’，正可为我佛‘寂灭’之理预铺道路。可令行者，于民间多宣扬‘慈悲’、‘忍辱’之说，潜移默化。”
佛光微动，悄然洒向中原。
然，绝对的“无为”并不可得。 文帝虽仁，亦需面对现实挑战。
北方，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屡背和约，寇边不止。
文帝忧之，遣使责问，亦加强边备。时有名士贾谊，年少英才，上书《治安策》，痛陈时弊：“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其论核心，在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权，巩固中央集权；更主张积极对抗匈奴，“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贾谊之才，惊采绝艳，其神魂之中，竟有文曲星君格外浓郁的垂青之光，思维敏锐，词锋犀利，充满儒家积极入世、革除弊政的昂扬之气。然其主张，与当时主流的黄老无为思想格格不入。
文帝虽欣赏贾谊之才，召为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然终因周勃、灌婴等老臣斥其“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未能尽用其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贾谊郁郁不得志，于湘水之畔，作《吊屈原赋》，抒其怀才不遇之悲，后忧愤早卒。其魂归地府，文曲星辉黯淡，判官叹其才高寿夭，准其转生文翰兴盛之家，再续才思。
贾谊之遭遇，标志着在黄老思想占据绝对主导的朝堂之上，儒家积极进取的治国理念首次尝试登台便遭遇挫败。 然其思想种子，已悄然播下。
文帝后期及景帝即位初期，另一大隐患爆发——诸侯王坐大问题。
刘邦所封同姓诸侯王，经数十年休养，势力膨胀，尾大不掉。尤以吴王刘濞（刘邦侄，掌东南富庶之地，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等最为骄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