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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旦四岁那年秋天，赵元庚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解的事——他把胖丫送去了省城新式学堂。
金凤差点跟他拼命。她跪在正堂门口哭了一整天，从“我就这一个女儿”哭到“你说过让我自己养她”，嗓子都哭哑了。赵元庚蹲下来，也不急，也不吼，只是轻声对她说：“省城的新式学堂，教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老师是留洋回来的。我请人照顾她吃住，每过两个月派人接她回家一趟。你心疼，我也心疼。但现在不多学点本事，将来她拿什么在这个世道站住？”
金凤愣愣地看着他，倒不哭了。她从没见过他这样耐心地跟任何人解释任何事——除了对五姨太。
胖丫走的那天穿着新做的学生装，头发梳成了两条光溜溜的辫子，抱着金凤不撒手，哭得稀里哗啦。金凤背过身去抹眼泪，不说话。
牛旦抱着姐姐的腿不撒手，被徐凤志硬拽开了。赵元庚蹲在胖丫面前，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她，钢笔是旧的，笔杆上有磨痕，是他用了多年的随身之物。他把钢笔别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只说了一句话：“给你了。好好写字，天天向上。”
胖丫攥着校服衣角上的钢笔，吸着鼻子，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跟着副官上了汽车。车子发动的时候，金凤忽然挣开丫鬟的搀扶，追到门口喊了一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你爹说的！”然后蹲在门槛上捂着嘴，无声地哭了好一会儿。
赵元庚站在大门口目送车子驶远，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日本人的铁蹄已经在往南推了。最迟两三年，战火就会烧到晋陕。省城暂时还算安全，胖丫在那里读书，比待在县城安全。
更重要的是，新式学堂里教的东西——三民主义、国民教育、爱国思想——这些是他在赵家大院里给不了她的。
他必须让她在日本人来之前，长成一个知道“国”比“家”大的人，彻底斩断前世那条当汉奸的路。
牛旦五岁那年春天，城里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赵元庚的防御工事被冲垮了两段，他连着好几天泡在工地上，回府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
徐凤志听见院门响，抬头从窗缝里往外看了一眼。他浑身湿透，军靴上糊满了泥，正站在廊下拧衣裳上的水。她犹豫了一下，打开门，把一碗热姜汤和一条干帕子放在门外的石阶上，然后关上门，隔着门板说了一句：“别进来。衣裳换了再进来。”
赵元庚低头看着脚边那碗姜汤。碗底沉着两片厚姜，汤还冒着热气，显然是锅里一直煨着的。她没说“给你”，只是放在那里。关上门也没了那句冷冰冰的“你自己喝”，多了一句堵在门板后面的“衣裳换了再进来”。
他在廊下换了干衣裳，蹲在石阶上喝了那碗姜汤。姜搁得太多，辣得他喉咙发热，喝完之后把碗轻轻放回石阶上。他靠着廊柱站了很久，雨声哗哗地打在芭蕉叶上——这是他两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雨。
牛旦五岁生辰那天，赵元庚在西跨院里陪孩子吹了一下午的纸风车。傍晚牛旦睡了，徐凤志叫住他，让他等一下。
她进屋拿了一个布包出来，里面是一双纳好的布鞋。针脚匀称细密，和她五年前那件缝得歪七扭八的襁褓判若两人。她把鞋递给他，没有说“给你”，也没有抬眼看他，只是说：“试试。”
赵元庚接了。他坐在石阶上脱了军靴，把布鞋套上。大小刚好。他在原地走了两步，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门口，背对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但他能感觉到她在看。不是看鞋，是看他的脚。像是在确认尺码合不合，好决定下一双要不要改鞋样。
他把布鞋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石阶上，重新穿上军靴。他走到她跟前，抬起手，想去握她的手。她往后退了半步，但这个退不是躲闪的退，更近乎慢了半拍的收手，是在犹豫要不要让他握。他的手指碰到了她的指尖，她没来得及收，他便不放了。他们就这么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春雨后微湿的夜风。她没有抽手，也没有说话——只有牛旦在里屋翻了个身，含糊地叫了声“娘”。
“我去看孩子。”她把手抽回来，转身进了屋。
门在身后关上了。赵元庚站在门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布鞋，忽然笑了一下。五年了。
从撞墙到姜汤，从绝食到布鞋，她一个字都没原谅他。那个“爱”字也还没到来的时候，但她给他生了儿子，给他纳了鞋，把姜汤放在他脚边。
这些就是他这辈子所有的战利品。他收好了。
牛旦七岁那年，赵元庚带他去军营，让他第一次摸了真枪。
那是一把小号的驳壳枪，后坐力不大，适合孩子。他手把手教牛旦拆枪、装弹、瞄准。牛旦的手还小，握枪的姿势有些笨拙，但他很认真，瞄准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脸绷得像一块石头。
“你娘说，你长大了要护家。”赵元庚蹲在旁边说，“护家的第一条规矩——枪口永远不对着自己人。”
“记住了。”牛旦点头，又问，“那对着谁？”
赵元庚站起来，看着远处靶场尽头飘着的膏药旗靶子，目光凉凉的。
“对着想闯进咱们家的人。”
那天晚上回家，牛旦把今天学的东西一五一十告诉徐凤志。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抽屉最深处翻出那把她藏在衣裳底下的剪刀。她在灯下端详了好一会儿，把它重新放回了抽屉最深处。从今晚起，这把剪刀不再是对付赵元庚的武器，也不再是被她藏在身边随时准备同归于尽的最后防线。她把它放在那里，当一段旧日子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