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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与曹魏交界的阴平道左近，山势险峻，村寨零星。
月前，一队魏军斥候越境骚扰，焚毁了两个村子的粮仓。
危急时刻，并非朝廷的正规军，而是附近数个村寨自发组织的民兵，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保家卫国的血气，依托险要设伏，浴血奋战，竟将来犯之敌击退，还擒获了数名俘虏。
捷报传至郡县，官府自然少不了一番褒奖，并拨下了赏赐。然而，当赏赐分发到基层时，却引发了巨大的不满。
大部分金银布帛，都被带队的县尉及其亲信军官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真正分到浴血奋战的民兵手中的，只剩下寥寥些许铜钱和几句空泛的嘉奖。
若在以往，这些朴实的边民或许就忍气吞声了，至多在私下里抱怨几句“官字两张口”。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几个村寨的民兵头领，在击退魏军的过程中已然熟识，此刻更是因为共同的愤懑而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夜学”，认得几个字，懂得翻看《蜀科》；有人曾经历过“工坊算盘”或“讼师新衣”的事件，心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从的种子。
“不能就这么算了！”一个名叫石虎的民兵队长一拳砸在粗糙的木桌上，“咱们流的血，死的兄弟，就值这几个大钱？那些官老爷躲在后面，凭什么拿大头？”
“光喊没用，”另一个较为沉稳的头领，曾是猎户的赵山沉声道，“咱们得讲道理，按规矩来。”
他们推举出几位口齿清晰、略通文墨的代表，其中就包括在夜学中表现突出的青年阿泉。阿泉提议：“《蜀科》‘军律篇’明载，斩首、俘获、退敌，各有赏格！军师也多次训令，‘信赏必罚，乃治军之要’！我们就依据这个，上书！”
他们没有选择聚众闹事，而是采取了更为策略的方式。由阿泉执笔，几位代表共同斟酌，撰写了一份言辞恳切却又理据充足的联名诉状。
诉状中，详细列明了战斗经过、斩获数目、各村出力民兵名单，然后直接引用《蜀科》相关赏罚条款和诸葛亮“信赏必罚”的公开训令，指出当前赏赐分配“有违军师法度，恐寒边民之心，挫伤御侮之气”，最后郑重提出请求：“伏请上官明察赏功，以安边民之心，固我边陲！”
更关键的一步在于，他们通过夜学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联络到了一位在县衙担任文书、同样出身寒微的族人。这位文书暗中指点他们诉状的格式、投递的门路，并帮助他们将诉状修饰得更加规范、有力。
诉状没有停留在县里，而是被巧妙地同时抄送数份，分别递交给县、郡两级官府，甚至设法让消息传到了郡守耳中。
起初，县尉还想强行压下，斥责这些民兵“刁顽”。但面对这份引经据典、数据详实、直指“违反军师法度”的诉状，以及背后隐隐联动的数个村寨，他感到了压力。
郡守得知后，更为重视。正值诸葛亮厉行法治、且边境需要倚赖这些熟悉地情的民兵之际，若因赏功不公引发边民大规模怨怼，乃至酿成变故，他这个郡守难辞其咎。
权衡利弊后，郡守亲自过问，下令彻查。在确凿的证据和来自上层的压力下，县尉不得不吐出了部分贪墨的赏赐，按照《蜀科》规定的标准，重新进行了核发。
当沉甸甸的、符合规定的赏赐终于分发到每一个浴血奋战的民兵手中时，一股无声的激荡在几个村寨间传递。
成果在此刻清晰显现：
为了共同的目标，原本分散的村寨力量第一次实现了有效的组织和协同行动。
他们证明了，在现有体制框架内，通过精准引用统治者的法规和政策，利用上层（郡守）与下层（县尉）之间、以及维护边防大局与基层官吏私欲之间的矛盾，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抗争，是完全可行且有效的。
这次胜利，其意义远不止于追回了些许赏赐。它像一次成功的预演，让边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更掌握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斗争智慧。
一个超越宗族、地域，基于共同利益和权利意识的联盟雏形，已在蜀汉的边境线上悄然显现。
蜀汉，键为郡府议事堂。
此番并非升堂问案，而是郡守召集辖下各县令、乡绅及“民意代表”，商讨应对北方战事吃紧、朝廷欲加征“防饷”的会议。
按照旧例，这等会议不过是走个过场，官府提出数额，乡绅附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唯唯诺诺，最终负担终究层层转嫁到最底层的农户与工匠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