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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比亚这个被马尔克斯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大本营”的土地上，卡米洛·托雷斯的人生堪称一场颠覆传统的荒诞剧。
他既是手持十字架的神父，又是肩扛AK-47的游击队员；既用《圣经》解构革命，又用革命重构信仰。
这位被后世戏称为“拉美最会讲段子的圣徒”，用一生演绎了何为“用荒诞对抗荒诞，用幽默解构压迫”。
一、神职人员的“叛逆觉醒”：从圣水壶到革命喇叭
托雷斯出生于波哥大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这样的背景本应让他成为教会体系中的“模范公务员”——穿黑袍、念经文、主持婚礼葬礼，在教堂的彩色玻璃后安静地度过一生。
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哥伦比亚正经历剧烈的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城市工人被资本压榨，而教会却与保守势力勾结，成为维护现状的工具。
1955年，托雷斯从欧洲留学归来，带着满脑子“神学创新”的念头，在国立大学当起了神父。
他的课堂很快成了“革命思想孵化器”。
某次弥撒中，他突然举起圣杯，高呼：“这杯里装的不是红酒，是哥伦比亚人民的血泪！”
台下的主教吓得呛了一口圣水，咳嗽着质问：“你在干什么？”
托雷斯淡定回答：“《圣经》说‘你们要彼此洗脚’，但我们的脚被地主的靴子踩了太久，该先洗掉血污。”
更离谱的是他创办社会学系时的“神操作”。
当学生问他：“神父，上帝怎么看贫富差距？”他竟掏出一本《资本论》压在《圣经》上：“上帝说，这两本书得一起读——否则你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出埃及记》里的摩西要带犹太人逃出埃及，而不是祈祷法老发善心。”
他的课堂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更多问题：“如果耶稣活在今天，他会开慈善机构，还是组织工人罢工？”
托雷斯的“叛逆”并非偶然。
在欧洲留学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解放神学，意识到信仰不能脱离现实苦难。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神父的职责不是为穷人祈祷，而是帮他们拿回被抢走的东西——哪怕要用拳头。”
这种思想彻底颠覆了传统神职人员的角色定位，也为他日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二、校园“开除风云”：替学生出头反被炒
托雷斯的“神学生涯”在1960年代迎来第一次危机。
当时，他担任一所私立大学的校长，某天两名学生因参与反政府示威被开除。
托雷斯拍案而起：“按校规，学生有权表达意见，除非你们想证明，这所大学比监狱更不自由！”
校董事拍桌子反驳：“你这是在煽动叛乱！”
托雷斯淡定回怼：“按《圣经》记载，耶稣当年也被开除过——从天堂到人间算不算降职？如果降职算叛乱，那所有神父都该被革职。”
这场“学术宫斗剧”以托雷斯被解雇告终，但他并未消停。
离职后，他一头扎进合作社研究，声称要“用圣经经济学打败资本主义”。
同事吐槽：“你一个神父搞什么合作社？”
他神秘一笑：“知道诺亚方舟吗？那是史上最早的合作社——动物们AA制买船票，连狮子都没吃羊，因为洪水来了，吃肉会消化不良。”
托雷斯的合作社实验并非玩笑。
他在农村组织农民成立互助小组，用《圣经》中的“橄榄山寓言”解释集体劳动的好处：“一个人种橄榄，十年才结果；一百个人种，明年就能榨油。”
当地地主嘲笑他是“疯神父”，他却回应：“疯子总比奴隶强——至少我们知道自己疯。”
三、土改委员会的“荒诞田野调查”
1961年，托雷斯混进政府土改委员会，开启了他的“吐槽模式”。
当时，哥伦比亚农村80%的土地掌握在2%的地主手中，农民世代为奴。
托雷斯考察时，看到白人地主在豪华庄园里举办舞会，而佃农连玉米饼都吃不上。
他当场掏出十字架比划：“根据《出埃及记》，这片地应该分给摩西的哥伦比亚亲戚——毕竟他们也在埃及当过400年奴隶。”
某次，他带委员会成员去农村“体验生活”，农民哭诉：“我们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
托雷斯二话不说，把委员会提供的豪华午餐（包括牛排、红酒和法式面包）全部分给村民，还写信给上级：“耶稣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分三明治喂饱五十人，绩效评分该涨了吧？”
上级回信怒斥：“你这是滥用公款！”
他回怼：“公款？《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这是在帮你们积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