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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望向门外，雨不知何时停了，月亮像被洗过的银盘，挂在瓦檐上。
“我准备好了，”他说，“可她不在了。”
阿迢把两半银元合拢，用红布包好，系上一根外婆编的五色绳。
“外婆说，迟归的人，总要带件信物上路。”她把布包递过去，“这个给您。”
男人接过，忽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阿迢。‘千里迢迢’的迢。”
男人笑了，左颊的疤像活了过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你外婆叫织云，原来早把答案藏在名字里。”
天快亮时，阿迢做了一个梦。
梦见外婆还是少女模样，穿着丹士林旗袍，在衡阳火车站的月台上奔跑。火车汽笛长鸣，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手里攥着半枚银元。外婆踮脚去够，忽然一阵地动山摇——是轰炸。火光吞没了月台，也吞没了那只手。可外婆没有逃，她蹲下来，在灰烬里扒拉，最后找到那半枚银元，死死攥在手心。
阿迢在梦里喊：“外婆！快跑！”
少女回头，冲她眨眼：“傻囡，跑什么？我答应过他的。”
醒来时，阳光已经爬满柜台。铜铃不见了，门楣上只剩下一道淡淡的圆痕。阿迢在柜台角落发现一根红绸，和男人伞上的一模一样。
她把它系在手腕上，像系住一个未完成的约定。
“迟归”铺子继续开着。
阿迢学会了外婆的手艺：折纸钱时，要默念亡人的名字；扎灯笼时，骨架必须用竹，不能用铁丝；最重要的是，每年七月末的雨夜，要把铜铃挂回门楣——尽管它早已不在。
第三年，来了个瞎眼婆婆，说要买一盏素白灯笼。阿迢递给她时，摸到对方掌心有茧，像常年握枪的手。
“姑娘，”婆婆忽然开口，“你手腕上的红绸，是从哪里来的？”
阿迢如实相告。婆婆笑了，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和外婆那张一模一样，只是背面多了一行小字：
“织云吾妻：铜铃为聘，银元为证。此去衡阳，若回不来了，你就改嫁。——沈寒山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廿九”
阿迢的眼泪砸在照片上。
婆婆用粗糙的手指替她抹泪：“我姓沈，是他侄女。叔叔的遗体去年才在衡阳挖出来，手里就攥着那半枚银元。我们把它和他葬在了一起，另一半……”
她指了指阿迢的手腕：“原来在这里。”
那年冬天，阿迢关了铺子，去了衡阳。
她在旧火车站的遗址旁，种了一株木芙蓉。树根下埋着两半合一的银元，还有外婆的照片。
第二年七月，木芙蓉开了第一朵花。阿迢把花摘下来，夹在日记本里，首页写着：
“迟归的人，终于回家了。”
夜里，她梦见两个年轻人，穿旗袍的和穿长衫的，并肩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铜铃在他们中间，叮叮当当地响，像一场永远不会迟到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