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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在午夜，像一条不肯收尾的长句。
林川把自行车靠在巷口，伞骨被风掀得咯吱作响。他掏出钥匙，发现门没锁。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十七天，母亲第一次忘了反锁。
屋里只亮着一盏壁灯，钨丝昏黄，像垂死的萤火虫。母亲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两只空碗，碗里各剩几粒米，被灯光照出细小的影子。她抬头，目光穿过林川的肩膀，落在雨里。
“你爸刚才回来了。”她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林川的指尖在门把上收紧，金属的凉意钻进掌心。父亲的拖鞋还在鞋架上，左脚那只翻了过来，像一条搁浅的小船。
“他回来做什么？”他问。
“喝粥。”母亲答，“他说粥太烫，让我先凉着。”
林川没换鞋，径直走向卧室。父亲的遗像挂在床头，黑纱垂落，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照片里的男人笑得过分明亮，与这间潮湿的老屋格格不入。
窗外雷声滚过屋脊，雨更密了，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敲玻璃。林川打开衣柜，父亲的西装外套还挂着，袖口有一小块青苔色的霉斑。他伸手去摸，布料冰凉，仿佛刚从井里打捞上来。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地面却冒着热气。林川在巷口的面馆吃早餐，老板娘多给他加了一颗卤蛋。
“替你爸吃的。”她说，“他以前总说，男人要多吃点，扛事。”
林川咬着蛋，蛋黄噎在喉咙里。父亲扛过的事太多：工厂倒闭、母亲生病、他上大学的学费……最后一件是肝癌，从确诊到离世只用了四个月。
手机震动，是殡仪馆的短信：骨灰盒寄存期满，请续费或领回。林川盯着那行字，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拽着他的手说：“别把我放在格子间里，我想回家。”
可家在哪里？老屋是租的，下个月拆迁。母亲的精神时好时坏，清醒时织毛衣，糊涂时对着空气说话。
林川把短信删了，推门出去。阳光像一把钝刀，割不开他心里的雾。
黄昏时，他去了老钢厂。厂区早已废弃，铁门锈得发红，像一排排溃烂的牙齿。父亲在这里干了二十年，从学徒到班长，最后把工龄折现成两万三千块钱。
林川翻过围墙，杂草淹没膝盖。车间顶棚塌了一半，阳光斜射进来，照在生锈的吊车上。他走到父亲曾经的工位，地上散落着几只安全帽，其中一顶用红漆写着“林正国”三个字，笔画笨拙，像孩子写的。
他捡起帽子，里面掉出一张纸条：
“小川，如果你来了，去冷却塔看看。——爸”
纸条边缘泛黄，字迹却清晰。林川的心跳突然加速，仿佛有人在他胸腔里敲铁皮鼓。
冷却塔在厂区最深处，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巨型蜂巢。铁梯摇摇欲坠，他一步步爬上去，风从塔口灌进来，带着铁锈和雨水的腥气。
塔顶有一间小控制室，门虚掩着。推开门，尘埃在光柱里飞舞。桌上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一只搪瓷缸，缸底沉着一层茶叶末。墙上钉着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抱着五岁的他，背后是刚建成的冷却塔，像一座银色的山。
收音机突然自己响了，刺啦刺啦的电流声里，飘出一段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父亲生前最爱听这个，干活时总哼“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
林川伸手去关，却摸到收音机后面有个暗格。里面是一叠存折、一本房产证，还有一把钥匙。存折上的数字加起来，正好够买城郊那套父亲念叨过的小院。房产证上写着他的名字。
钥匙上贴着胶布，写着“青苔巷17号”。
青苔巷17号在城西尽头，是座带天井的老宅。院墙爬满藤蔓，门环锈成绿色。林川用钥匙开门，吱呀一声，像打开了一坛陈年的酒。
天井里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长出细碎的苔藓。石榴树还活着，枝头挂着青涩的果子。东厢房的窗棂上，晾着一件蓝布衫，风一吹，衣角轻轻摆动，仿佛有人刚刚脱下。
林川走进正屋，家具都用白布盖着，布上落满灰。他掀开沙发上的布，发现下面坐着一个人——准确说，是一个穿雨衣的塑料模特，脸被涂成父亲的模样，嘴角用红笔画得向上翘，笑得诡异。
模特手里捧着一本相册。林川翻开，第一页是他满月时的照片，最后一张是父亲化疗时拍的：男人光头，戴着毛线帽，在医院的花园里比出“V”字手。
相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