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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犹在耳畔，中国上空的内战阴云却已迅速积聚。1945年深秋，李锦接到了来自重庆军政部的紧急命令：速率“擎天”兵团精锐，火速北上，经河北、热河，进入东北，与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由先期进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抢夺战略要地和日军遗留的庞大装备物资。
命令措辞严厉，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要点，肃清匪患，确保东北行辕政令畅通”。这“匪患”二字，如同尖刀，刺在李锦心上。他深知，这所谓的“接收”，实质上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关键一步，是要他挥起屠刀，砍向曾经的抗日盟友、如今的兄弟部队。
站在北平临时司令部的作战地图前，李锦目光凝重。东北，这片富饶的黑土地，已然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双手沾满同志的鲜血，更不能让“擎天”兵团这支国之利刃，沦为内战和自己人的屠刀。
“慕公，这道命令……”参谋长陈瑜语气沉重，他与李锦共事多年，虽不完全知晓李锦的绝密身份，但基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和对李锦的绝对信任，他同样反对内战。
“命令要执行，但怎么执行，由我们来定。”李锦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传令下去，各部以‘恢复秩序，安抚地方’为主，北上行军，务必稳扎稳打，不得冒进，尤其要避免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正面武装冲突。遇有小股接触，以驱离、对峙为主，非到万不得已，不得首先开火！”
这道内部指示，与重庆的急令大相径庭，为“擎天”兵团的北上行动定下了“消极怠工、避免冲突”的基调。
与此同时，李锦通过妻子秦若兰掌握的绝密渠道，向延安发出了紧急请示。很快，指示传来：“同意你部策略。以‘和平接收’为名，迟滞国民党军整体北上进度，为我东北部队争取巩固、发展时间。可在适当级别，与东北局及联军方面建立秘密联络，协调行动，避免误会。”
得到上级首肯，李锦心中有了底。他亲自挑选了绝对可靠、思想进步的副参谋长周卫国，赋予其一项绝密使命：利用部队北上、战线交错的机会，设法与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员建立秘密联系渠道。
周卫国心领神会。他派出麾下最精干、最忠诚的侦察参谋，化装成商人或难民，携带只有双方高层才懂的暗语和信物，冒险穿越战线。几经周折，一条极其隐秘的联络线终于建立起来。通过这条线，“擎天”兵团与东北民主联军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契”：“擎天”部队“接收”某个空城或无关紧要的据点，民主联军则悄然转移或加固真正重要的战略区域和物资仓库；有时甚至会上演“你进我退，你驻我扰”的“双簧戏”，既应付了重庆的督战，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摩擦和损失。
在积极谋划对外“和平”的同时，李锦对兵团内部可能存在的隐患保持着高度警惕。作为穿越者，他深知历史的走向，更清楚麾下将领的政治倾向。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便是副总司令兼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孙立人治军严谨，战功赫赫，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色，深受部下爱戴。但他与美国关系密切，其政治立场更倾向于“国家主义”和“军队国家化”，对共产主义抱有疑虑甚至反感。李锦深知，在未来的起义道路上，孙立人及其基本部队新一军，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
“维岳，”李锦将主管后勤与组织的副参谋长方维岳叫到密室，“新一军接下来的弹药补给、被服调配，尤其是重型装备的零部件供应，你要亲自把关，节奏可以适当‘调控’。另外，新一军内部，特别是中上层军官的思想动态、人员往来，你要安排绝对可靠的人，多加留意。”
方维岳是李锦最早布下的暗棋之一，对李锦的真实身份和宏大计划心知肚明。他沉稳地点点头：“明白，慕公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既不影响部队正常运转，也会密切关注。新一军内部，我们也有几个可以信任的‘自己人’，比如李鸿（新一军军长，思想较为进步，对孙立人并非盲目追随），关键时刻或可发挥作用。”
除了孙立人这块“明礁”，来自重庆的渗透更如同暗处的毒蛇。蒋介石生性多疑，对李锦这样手握重兵、功高震主且非绝对嫡系的将领，从来就没有真正放心过。就在“擎天”兵团北上途中，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亲自指派的一个“特别督察组”，持蒋介石手谕，进驻了兵团司令部。
这个督察组组长姓毛，表面任务是“协调联络，保障通讯”，实则监视李锦及兵团主要将领的一言一行，搜集任何可能“通共”或“拥兵自重”的证据。他们安插耳目，监听电话，甚至试图在译电室等部门渗透力量。
“若兰，军统的人进来了，我们的通讯安全是重中之重。”李锦紧握秦若兰的手，语气严肃，“所有与‘家’里的联络，必须使用最高等级的备用密码，并且要更加隐秘，时机也要随机应变。”
秦若兰（“白鸽”）眼神坚定：“放心，我会处理好。译电室的核心人员都是经过考验的同志。军统的人，我会安排他们接触一些无关紧要或者精心伪造的电文。”
在“和平接收”的表象下，在应对内部隐患和外部监视的同时，李锦与他的核心团队（包括秦若兰、陈瑜、方维岳、周卫国，以及暗中倾向进步的梁卫国、楚南河等人）开始了更加隐秘和艰巨的工作——积极谋划全军起义。
起义，绝非易事。数十万大军，成分复杂，将领心思各异，周围还有虎视眈眈的中央军其他部队和无处不在的军统特务。必须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一个能最大程度减少阻力、确保起义成功的契机。
“起义的关键，在于把握住几个要点，”李锦在只有绝对核心成员参加的密会上分析道，“第一，要有一个足够分量的、能让大多数官兵信服的‘大义名分’，例如，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第二，要选择在我军处于相对有利的战略位置，或者敌军出现重大失误、后方空虚之时。第三，内部的统一至关重要，必须确保绝大多数部队能听从号令，对于可能出现的顽固分子，要有果断的控制预案。”
他们开始秘密梳理兵团内部的势力分布：
可依靠的核心力量： 第七军（刘慧平，深受楚南河影响，楚已基本被争取）、新三军（方胜利，对李锦忠心耿耿，且对内战反感）、新四军（刘晓，梁卫国旧部，梁已倾向进步）、兵团直属大部分部队（由陈瑜、方维岳牢牢掌控）。
需要争取的中间力量： 新二军（李军华，持重，需以国家大义和部队前途说服，可由沈德威出面，沈德威坚决服从李锦命令，且内心正直，， 反对内战）、新五军（梁飞虎）、新六军（胡家豪）。
重点防范和可能需武力解决的顽固力量： 新一军（孙立人及其基本部队）。
秦若兰利用其身份便利，秘密观察、记录着各级将领在日常言行中流露出的政治倾向，为李锦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周卫国则利用其负责作战计划的职权，开始暗中调整一些部队的驻防位置，将更可靠的部队部署在关键节点，对孙立人的新一军则形成某种无形的战略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