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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华夏代表的判断可能是对的。若继续坚持16度线以南的条件，法兰西最终或许会走，可花旗也许就要亲自下场了。这里有三十万伪军，为了保住生计、躲避统一的追溯，他们一定会投向花旗的怀抱。
到那个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花旗只需调来一个军，依靠伪军牵制民兵，就足以碾压己方所有部队。
更何况，继续进攻也确实困难重重：整个国家就是一根细长条，补给线被拉得很长，空有纵深，却没有正面宽度。若对方真有心封锁，越盟连一点机会都不会有。
文哥也再也叫不动了。曾经那个斩钉截铁宣称“三年拿下全境”的人，如今不再轻易张嘴。
谁都知道，没有外部援助，越盟不可能坚持下去。更何况，老大哥换了领导人之后，态度已经彻底明朗。他们绝不公开支持，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华夏身上。
此时的越盟高层，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再次联系了华夏代表团，得到的答复明确而冷静：“17度线，是法兰西能接受的最南底线。可以快速停战，把花旗挡在印支之外。这是不可改变的条件，请你们仔细考虑。”
他们犹豫了一下，又问：能不能见一见面？
这才被告知代表团核心成员都已经走了。就在越盟拒绝了他的提议之后，他就走了，带着一部分人去了缅地。
这一走，走得漂亮。一方面，是去处理缅地的事宜；另一方面，更是有意把这些还抱着幻想的人晾一晾，让他们冷静冷静，仔细想想：到底要不要听华夏的调度。
缅地，此刻正处于异常困难的时期。内战未平，中立外交刚刚成型，经济脆弱不堪。虽说已经确立了由仰光方面主导的自由同盟执政，但政策只在缅族之中有效，其他各族不过是名义上支持罢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脆弱的国度，却是第一个承认华夏政权的。当然，这是指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政权中的第一个。
它们这么做，并非出于真心示好，而是小国政治的需要。他们所谓的中立，和当年阎老西“三个鸡蛋上跳舞”如出一辙，说到底就是骑墙派。哪边强就往哪边歪，谁也不真正得罪，谁也不真正依靠。
作为外交核心自然能洞悉这一切。不过，揣着明白装糊涂，本就是政治家必备的技能。既然仰光方面伸出了橄榄枝，那就要去争取。一番斡旋，若能换来边境安宁，那就很值得一去。
到达边境后，特派员送来了厚厚的资料。他接过资料，翻开其中一份旧报纸，果不其然，这哪里是示好，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报纸是几个月前的，上面赫然写着一个标题：“领袖断言：华夏是大象，而我们是羔羊。我们只能沉默，不能去激怒他们。”
他轻轻一笑，眼中没有怒意，反倒多了几分欣赏，“呵呵呵，很好嘛。咱们有句老话，叫人贵自知。既然他们有了这么清晰的定位，那就方便谈了。”
他把报纸折好，搁在一旁。那一笑里，有洞明，有从容，还有一种老练的政治家特有的淡然。被人在报纸上称作“大象”，他不但不恼，反而觉得这态度这认知，能谈。
一切正如代表团核心成员讨论出来的结果一样。仰光方面远比越盟务实得多。他们没有半点奢望，唯一的诉求只有三个字——“活下去！”
会面当天，吴先生开门见山，语气坦率得近乎直白。他表示，仰光方面将拒绝一切来自西方的军事援助，更不会加入SEAto。他们将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保证不卷入冷战，至少三十年保持中立路线。
这就是认清现实的好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更因为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而格外清醒。
东南亚各国靠什么活？全靠对外资源输出。缅地曾是亚洲首富，拥有大量的粮食和矿产。
但自从林译占据北部、东瀛战败撤走之后，情况急转直下。矿产集中在北部，他们丢了，所以经济完全依赖大米和橡胶。
作为全球最大稻米出口国，此时的大米出口已占财政收入的近一半。但主要消费群体正在消失。原先是西方，之后是东瀛和天竺。到了1954年的时候，国际米价暴跌，仰光的经济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更何况，二战与内战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缅南地区的人均年收入已跌至全球贫困线以下。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内战威胁未消，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里投资，更不可能提供援助。因为那个年代，全世界都需要援助。
眼看对方摆出了十足的诚意，我方代表也开口了。他一出手就表明了态度，三条建议直指核心，让仰光方面根本无法拒绝。
第一条，华夏正式与仰光方面开展贸易往来。华夏将提供轻工业产品，弥补其市场需求，并允许以橡胶和大米进行易货贸易。这一下子就突破了西方对华的封锁，使双方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第二条，这次访问本身就是破冰之举。我方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表态：华夏将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提出“革命不能输出”。这句话，一下子打消了仰光方面对华夏最大的疑虑。
第三条，代表北京方面邀请吴先生年底访华，同时承诺两国高层互访常态化。他表示，只要互相信任，关于边境的问题可以慢慢谈。
如此一来，双方的和谈异常和谐。共识迅速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开始签署。
华夏代表团只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一项对华夏新政府极为重要的大事。华夏外交即完成了彻底转变——首次打破西方围堵，建立外交关系；又通过善意的举动完成了稳定边境的计划。同时，还树立了规矩：告诉所有观望的国家和地区，华夏人民对周边抱有友好的态度。而仰光方面，就是这个规矩之下的样板。
在完成了对仰光的访问之后，代表团坐飞机去了滇省。他并非回国，也不是去安南，而是要见一见两个朋友。就这样，林译和闫森第一次见到了他。
一行人坐在一起，谈一谈未来该怎么办，如何相处。会议室不大，两张长桌面对面，各摆着几杯清茶，热气袅袅升起。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神态从容，目光缓缓扫过他们几位。
他没有寒暄太久，第一时间就摆明了态度：“我们已经是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了，所以开诚布公，不必有顾虑。有什么说什么，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我方的要求，也请你们郑重考虑。”
他的语气平和，却带着诚恳的态度。话音刚落，对面便有了动静。闫森腾地一声站了起来，椅子向后一推，发出一声短促的吱呀。林译下意识伸手去拉他，却没拉住。
闫森站在那里，脸颊泛红，急切地开口说道：“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我也藏不住话，这天、这个机会难得，我就把憋了很久的话说一说。”
他的声音有些发紧，林译却在旁边轻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几分无奈，他知道闫森的性子，拦是拦不住的。
他没有惊讶，反而微微点了点头，抬手示意他坐下说话，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好，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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