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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说中主要有巴、蜀人说，楚人说。
吕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说的代表者。
吕子方以“大荒”“海内”多有记载巴、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提出巴、蜀人说。
而蒙文通则认为《海内经》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
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为“播琴”，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
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北人说和南人说以外，一些学者提出折中的见解，他们认为《山海经》在成书、流传过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时也经历了南人增减。
学者萧兵着文称：《山海经》结构上观点模糊，节段松散，句式零乱，韵散夹杂，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情调、构思和语言风格，并提出《山海经》包含南、北方大量资料信息，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 。
上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一批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学者陆侃如撰文提出：海内外经八卷作于西汉《淮南子》之后刘歆之前，大荒海内经五卷作于刘歆之后郭璞之前，《五藏山经》是更早的作品。
茅盾认为：《五藏山经》成于东周，海外海内写于春秋战国之交，大荒海内经五篇成于秦统一之前。
其后闻一多提出了《山海经》是汉代典籍的观点。
蒙文通在其《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提出：大荒海内五经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四经在西周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之交。
袁珂在《＜山海经＞写作时地和篇目考》一文中明确指出：大荒海内五篇部分成书最早，约为在战国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经海外四经稍迟，在战国中期以后，海内四经成书于汉代初年 。
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对《山海经》成书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活跃，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
顾颉刚、谭其骧通过《禹贡》与《山海经》的比较研究得出《禹贡》成书早于《山海经》的结论，后者更是明确提出“《山海经》成书的具体时间应该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正在对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时候”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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