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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繁华的文庙西街旁，曾有一片占地百亩的建筑群静静矗立。飞檐翘角划破蜀地的晨雾，朱红宫墙围起一方庄严天地，这里便是承载了巴蜀地区数百年科举记忆的成都贡院。它不仅是明清两代四川乡试的核心考场，更是无数巴蜀学子叩击命运之门的神圣所在。从明代永乐年间始建，到清代历经康熙、乾隆、光绪三朝大规模修缮，这座贡院见证了巴蜀文风的兴衰起伏，也将无数寒门士子的梦想与汗水，深深镌刻进了川西平原的历史肌理。
一、贡院规制：凝固的科举制度缩影
成都贡院的布局，严格遵循着明清科举制度的规制，每一处建筑都承载着特定的功能与象征意义。踏入贡院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石牌坊，坊额上"天开文运"四个鎏金大字历经风雨仍熠熠生辉，这是对天下学子最美好的祝福，也是封建王朝对文治武功的终极追求。牌坊两侧分立着两座碑亭，亭内石碑镌刻着明清两代四川巡抚颁布的《考场禁令》，从"禁止夹带片纸只字"到"不得喧哗扰乱场规"，字字句句都透着科举制度的森严。
穿过牌坊，便是开阔的"龙门广场"。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东侧为"点名处"，西侧为"搜检所"，这里是考生进入考场前的第一关。每到乡试之年的八月初八，来自四川各府、州、县的数千名考生便会聚集于此，按籍贯分组，依次由差役核对身份。考生们手持官府签发的"准考证"——也就是所谓的"院试卷结"，上面详细记载着姓名、年龄、籍贯、外貌特征，甚至曾祖父三代的姓名，以防冒名顶替。核对无误后，考生便要进入搜检所，接受堪称严苛的检查。
搜检的严格程度，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据《成都府志》记载，考生需解开发辫，褪去外层衣物，只留贴身单衣，由两名差役前后搜身，连鞋底、发辫、腰带都要仔细查验。乾隆年间甚至规定"考生入场，须赤足行走，以防鞋内夹带"，这对寒窗苦读的学子而言虽有失体面，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公平的极致追求。有一年乡试，重庆府的一位考生因鞋底夹层藏有《论语》抄本被搜出，不仅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还被革去生员功名，终身不得再考，可见科场纪律之严厉。
过了龙门广场，便进入贡院的核心区域。正北方向是一座五开间的大殿，名为"明远楼"，这是贡院的制高点，也是考场管理中心。乡试期间，主考官、监考官便在此楼坐镇，透过窗棂俯瞰整个考场，既能监视考生动态，又能指挥调度。明远楼两侧各有一条长廊，连接着东西两座"执事房"，这里是考官们阅卷、议事的场所，也是公布考场纪律、张贴告示的地方。
明远楼后方，便是贡院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号舍区。这片区域占地近五十亩，密密麻麻排列着近万间号舍，远远望去如蜂巢密布，又如军营列阵，气势恢宏却又透着几分压抑。号舍按"千字文"顺序编号，从"天"字到"玄"字共分为八十排，每排约百间。这种整齐划一的布局，既体现了科举制度的秩序感，也暗含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文化隐喻，仿佛在告诉考生：考场如天地，落笔定乾坤。
二、号舍春秋：九天六夜的生存与奋斗
（一）"鸽子笼"里的生存空间
成都贡院的号舍，是科举制度最具象的象征，也是无数考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每间号舍高约六尺（约1.8米），宽三尺（约0.9米），深四尺（约1.2米），仅能容纳一人端坐或伏案书写，被学子们戏称为"鸽子笼"。号舍由砖石砌成，三面封闭，一面敞开，敞开处设有可上下滑动的木板，白天放下作为书桌，夜晚合上便成了门。
号舍内的陈设极为简陋：左侧墙壁上凿有一个小壁龛，可放置油灯、笔墨；右侧地面有一个浅坑，铺上草席便成了坐榻；墙角处设有一个陶制马桶，用布帘遮挡，这便是考生九天六夜的全部生活空间。更令人难耐的是成都的气候——八月正值初秋，时而闷热如盛夏，号舍内密不透风，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考生们挥汗如雨，墨迹常常被汗水晕染；时而又遇秋雨连绵，寒风从号舍缝隙灌入，冻得人瑟瑟发抖。有考生在文章中写道："八月场中如炼狱，昼则汗流浃背，夜则寒侵骨髓，然笔不敢停，恐负十年寒窗。"
考生们进入号舍前，需携带足够支撑九天六夜的物资。除了笔墨纸砚、蜡烛油灯，最重要的便是食物。家境殷实的考生会准备腊肉、糕点、酱菜，用竹篮分层装好；贫寒学子则多带干粮，如锅盔、炒米、咸菜，甚至有考生只带几捆红薯。这些食物需精打细算，既要耐存放，又要能快速充饥。曾有资州考生在文章中回忆："吾带锅盔十枚，每日食一枚，辅以井水，虽腹中空空，然不敢多食，恐如厕费时。"
（二）三场考试的严苛流程
四川乡试分为三场，每场考三天，考生需在号舍内连续度过九天六夜。三场考试各有侧重：第一场考"四书五经"义，共四道题，要求考生以程朱理学的注解为依据，阐发经义；第二场考论、判、诏、诰等应用文写作，考察考生的行政能力；第三场考策论，多涉及国家大事、地方治理，如"论川蜀水利兴修策"、"西南边疆防务议"等，最能体现考生的经世之才。
每场考试的流程都严格如钟表。清晨五点，明远楼敲响第一声钟响，号舍的木板被统一打开，考生们开始一天的写作；中午十二点，差役会提着木桶送来热水，考生可简单用餐、休息；黄昏六点，鼓声响起，差役逐排关闭号舍木板，并用封条封门，考生不得再出入；夜晚，兵丁手持灯笼沿号舍巡逻，灯笼的光晕在密密麻麻的号舍间移动，偶有考生因过度疲惫发出鼾声，便会被兵丁轻敲木板提醒。
光绪年间，有位来自泸州的考生李调元（后成为着名文学家）在《童山诗集》中记载了考场生活："三更灯火五更鸡，号舍孤灯照影痴。墨汁研成千载策，汗珠落尽十年思。"字里行间，尽是考生们在孤独与压力下的坚持。更令人动容的是，即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考生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敬畏——有考生在号舍墙壁上刻下"敬字如敬神"五字，提醒自己珍惜笔墨；有人在油灯耗尽时，借着窗外月光继续书写；甚至有考生突发疾病，仍强撑着完成答卷，只因"十年苦读，不可功亏一篑"。
（三）号舍墙上的精神印记
号舍的墙壁，是考生们唯一可以自由抒发情感的地方。进入号舍后，考生们会先将带来的石灰水或白垩涂在墙上，待干燥后，便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籍贯，以及座右铭。这些字迹有的娟秀工整，有的刚劲有力，有的稚嫩歪斜，却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道光年间，来自眉山的考生张之洞（后成为晚清重臣）在号舍墙上写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八个大字。据说他写下这句话时，因用力过猛，毛笔都被折断。那一年，他果然不负所望，高中乡试第一名（解元），消息传出，眉山同乡纷纷前来号舍围观这八个字，后来贡院差役几次粉刷墙壁，都特意保留了这面墙，成为贡院一景。
除了励志之语，墙上还有不少考生的自嘲与感慨。有考生写道："七尺男儿困斗室，只为一朝登龙门"；有人题诗："号舍如笼囚壮志，笔墨作剑破樊笼"；甚至有落第考生留下"今年不成明年再来"的誓言。这些字迹层层叠叠，新旧交织，有的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有的被后来者覆盖，却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科举众生相。
三、凉山学子木呷：跨越山海的追梦人
在成都贡院的历史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乡试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来自凉山彝族地区的青年木呷，成为了凉山历史上第一位彝族举人。他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少数民族学子在科举路上的艰难与执着。
（一）羊皮上的汉字梦
木呷出生在凉山腹地的一个彝族部落，父亲是部落里的放牧人。在那个年代，凉山与外界交流极少，彝族子弟多以放牧、狩猎为生，识汉字者寥寥无几。木呷与汉字的结缘，源于一次偶然——十岁那年，他在山涧边放羊时，遇到了一位迷路的四川商人。商人用树枝在地上写下"凉山"二字，告诉木呷这是他们所在之地的名字。那横平竖直的笔画，像有一种魔力，让木呷着了迷。
从此，木呷便有了一个念头：要认识更多的汉字。没有纸笔，他便在羊皮上用烧焦的树枝写字；没有课本，他就缠着路过的商客、货郎教他认字。有一次，他为了向一位行脚僧换一本《论语》残卷，竟把自己最心爱的猎犬送给了对方。部落里的人都嘲笑他："一个放羊娃，学那些鬼画符有什么用？"木呷却只是笑笑，依旧每天在放羊间隙练字、背书。
十五岁那年，木呷从一位汉族马帮口中得知，成都有个叫"贡院"的地方，只要考中就能改变命运。他问马帮："像我这样的彝人，也能去考吗？"马帮告诉他："科举不问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谁都可以。"这句话，在木呷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不仅学汉字，还跟着马帮学习汉语，了解中原文化。
（二）半个月的山路赶考路
光绪二十三年，木呷二十五岁，他觉得自己有了赴考的底气。部落首领得知他的想法后，虽不理解，却也被他的执着打动，送给了他一匹最好的马和一些干粮。就这样，木呷背上简单的行囊——几件彝族服饰、一本翻烂的《四书》、几块腊肉，骑着马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
从凉山到成都，全程近千里，其中大半是崎岖的山路。木呷白天赶路，夜晚便在山洞里或山民家中歇息。有一次，他在翻越小相岭时遇到暴雨，山路湿滑，连人带马摔下山坡，幸好被一棵大树拦住，才保住性命，但随身携带的《四书》却被雨水浸透，字迹模糊不清。木呷心疼地把书揣在怀里，用体温烘干，那几天他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只为省下干粮。
历经半个月的跋涉，木呷终于抵达成都。站在贡院门前，看着那高耸的红墙和熙熙攘攘的考生，他既兴奋又自卑——周围的考生都穿着长衫马褂，举止文雅，而自己却穿着彝族的麻布披风，脚上的草鞋沾满泥土。有考生见他打扮奇特，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嘲笑他"蛮夷也敢来考科举"。木呷攥紧了拳头，默默走到角落，擦了擦脸上的灰尘，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来考试的，不是来比穿着的。"
（三）策论中的家国情怀
进入号舍后，木呷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紧张的心情。当第一场考题发下来时，他有些忐忑——"四书"题对他而言难度不小。但他沉着应对，凭借多年的积累，勉强完成了答卷。第二场的应用文写作，他发挥稳定，尤其是"判词"一题，他结合彝族部落的习惯法，写出了独到的见解。
真正让木呷崭露头角的，是第三场的策论题——"论西南夷地治理策"。看到这个题目，木呷愣住了，随即眼中泛起光芒。这正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他想起了凉山的闭塞与落后，想起了部落里因缺乏教化而产生的纷争，想起了商客们带来的外界消息。
他提笔写道："西南夷地，山高水险，百姓淳朴，非不可治，乃未得法也。往昔治理者，多以武力压之，以峻法绳之，殊不知夷地之民，重情义，轻强权。若以文教化之，使知礼仪；以商路通之，使知富庶；以学堂育之，使通文字，则民心自服，边疆自安。"
木呷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有些语句不符合当时的行文规范，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实感。他结合自己放牧时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凉山设汉彝双语学堂，让彝族子弟学习汉字；开通从西昌到成都的商路，促进物资交流；选拔彝族中有识之士参与地方治理，实现"以夷治夷"。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独具慧眼。
（四）红榜上的彝族名字
阅卷期间，木呷的试卷引起了主考官、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向来主张"经世致用"，看到木呷的策论后，他拍案叫绝："此子虽出身草莽，却有经世之才！其言朴实，其策可行，比那些空谈义理的腐儒强多了！"在他的力荐下，木呷的试卷被评为第三场最优，最终高中举人，位列全省第十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