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趣屋【m.xbiquwu.com】第一时间更新《文化英雄联盟》最新章节。
1931年8月底，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王至诚坐在东北大学靠窗的桌子前，桌子上放着最近的杂志、一些参加东北大学书画展的稿件，还有刚写过未寄出的书信。
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全，梁思诚、冯庸针对蒋、张对外的主张，打电话、亲自面谈皆无果。王至诚斗胆给张学良再次写信。
王至诚先从日本能在东北合法驻军的主要原因深度解析:“中国在与八国联军战争失败后于1900年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赋予日本在在烟台到奉天的铁路沿线15年内的行政管辖权。后来日本提出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亦称《满洲善后协约》，将东三省南部铁路和采矿权进一步租借给日本，并同意日本在此区域驻军警备，为日本的驻军在法理上提供了依据。《东三省半独立方案》承认东三省为半独立地区，日本实际秘密控制该地区内政，皆已超出《辛丑条约》的原定框架。”
“距离《辛丑条约》签订4年后在我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俄国败退，使其对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加速了日本填补权益真空，从而掌控东北政局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日本获胜，促使日本野心膨胀，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扩张的野心，将更多的关注、渴望和注意力转向中国东北和满蒙地区，再通过《东三省继续租借条约》和《朝鲜统监条约》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和势力范围。”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一步步扩充其在东北地区军事存在，获得在东北合法驻军的权利，并逐渐超出各条约的限制，其驻军性质开始从合法转为非法占领。从此，日本侵略势力将伸入我们的东三省。”
“汉卿兄。”王至诚更改了“张校长的称呼”，他接着写：“念当年，我们和冯庸、梁思诚跪在张作霖面前结为异性朋友，我这样称呼不怪吧。想起那年6月4，我真的不想提起那个震惊中外的事件，戳痛汉卿兄一生都难以痊愈的疤痕。”
“我不知道您还记得《田中奏折》？一场由魔鬼导演的中日战争，早晚会要到来。朝鲜是第一战，中国是第二站。或许因为张作霖民族意是的崛起，让日本与张作霖的合作成为障碍，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无疑是即将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的一次预演。当初，日本发动‘皇姑屯事件’ 企图制造东北群龙无首的局面，是汉卿兄杀了杨宇霆、常荫槐，冲破阻力，东北易帜，服从中央，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制造分裂的图谋。我想，今日汉卿兄若能提前防御，积极抗敌，小日本胆敢犯我中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也遭受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工业萎缩，农业告急。至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走上了侵略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乘英、美帝国主义困难重重、蒋司令反共内战的时机，大造侵华舆论；大力扩充军备；加紧军事部署；制造借口，挑起事端。”
“……6月，对东北来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月份，日本‘满铁’理事石河信二在交通运输联席会议上公然主张拟定非常时期的交通计划。6月19日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战争一触即发。我想张校长比我明白。”
“8月1日，日本日皇亲自授予任命谙熟中国东北情况的本庄繁任第九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能担任“占领满洲的领导任务”的关东军司令官“感到很荣幸”，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军事部署，临行前，本庄繁接触日本政界、军界高官，就“满蒙问题”交换了意见。于8月15日同前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日本办理交接手续，带着效忠日皇的意愿和军部的厚望动身前往中国东北。”
“本庄繁来到东北后，与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及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顾问’柴山兼四郎，像听取了土肥原贤二的报告、石原莞尔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东军内部的情况，然后向部属训示。”
当时，本庄繁说:“近来‘满蒙’的形势渐告紧迫，不容一日偷安，我关东军的责任真可谓既重且大。本职深深有所期待，信赖我精锐之将士，望同心协力，以忘我精神应付局面，共同为伸张国运做出贡献。”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都认为，新司令官是可以信得过的人。”
王至诚信中说：“‘万宝山’排华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其目的是挑拨中朝关系，以便在‘保护韩人’的借口下出兵侵占东北。”
“万宝山事件后，中共立即发表宣言，揭露目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号召党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等反帝组织扩大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兵营，以及乡村中每一个村落，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和集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路企图表示坚决的反抗。中国反应最迅速的是‘中央文委’、‘文总’以及下属‘左联’、‘教联’、‘美联’、‘剧联’等文化舆论组织。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或发行专刊介绍‘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两案’之经过，上海、北京等地举行反日援侨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之罪行，声援受难之海外同胞。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以及进步社会团体、文化、艺术社团纷纷响应，发表声明。许多地区还成立外交协会等组织，一边从事反日宣传，呼旴人民抵制日货；一边敦促国字号政府对日进行强硬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