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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桑虎敢接活，而且都当着面打电话。熊光明一听他怎么聊就知道远近亲疏，扯着嗓子嗷嗷喊的，越是称兄道弟的就是托了关系找上门的。
稳稳当当不急不缓的才是自己人。再根据具体事情答复他，能办的当场就给准话，办不了的也给个明确说法，顺便把面子给桑虎足足的。
桑虎也听得懂话里的意思，能办就是能办，考虑考虑就是不行，这事你别管了就是到此为止。这种默契不用教，人缘这方面没得说。
军方这杆旗还得靠他立着。家里不能没有军方的支点，不是图什么，是在关键时候能有人说得上话、镇得住场。这点倒不需要担心，桑虎在部队里待了大半辈子，老战友遍布全军。因为特种部队的组建，他可是各大军区溜达了一个遍，只要老一辈不下场，谁见了他都得先敬礼再说话。
但桑虎这个人有个特点，面厚心黑。那是真黑呀，找他办事的人都得先掂量掂量，都得做好吐血割肉的准备，桑虎嘴还损，能让过来求他的人最后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事不够硬。所以不是天大的事没人求他，求了就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要说谁和熊光明关系最好，当属彪哥。自从搬家之后，平常没人串门，级别在那儿摆着，谁敢没事上领导家喝茶？就彪哥来得勤，蹬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驮着媳妇，哼哧哼哧就来了。为啥骑自行？因为在熊光明这喝完酒不让开车。
只要美珠在家就行，反正妹夫这有厨子，做饭贼好吃。自行车还得搬院里去，问就是怕丢。因为彪哥在别的地方真丢过一辆。熊光明都无语了，这条街上便衣比老百姓都多。。。。
但是吧~~他属于脑子不好使的。
桑家老两口更是人精中的人精，而且一辈子不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们人情，还都还不上呢。谁也别想拿人情绑架，小事俩人就给办了，大事？我们只是岳父岳母，不是亲爹亲妈，女婿的事，我们当老人的不好多嘴。谁也别想从他们嘴里撬出一个字。
刘光天这里算是开了一道口子，熊光明跟他的关系有心人早就心知肚明，但光天自从开了饭馆，就从未提过。有找他的过来探口风的，问就是普通邻居，再问都不带搭理了。
时间久了也就没人再来碰钉子了，要是关系真铁，那干点什么不比开个小饭馆强？随便批个条子，都比他起早贪黑忙活两年挣的多。
逐渐地，某些小圈子里开始传出一句话：开饭馆的刘老板，其实和那位关系甚密。
这话不知道从哪传出来的，觉说是“某些”观察力过于敏锐的人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拼凑出来的结论。最先传出来的是某省的开发区，报告递上去好久批不下来，条条框框卡得死死的，后来据说经过某位人士的指点，重新修改了报告，换了个表述方式，过了会。开发区落地之后怎么建，那操作起来可就方便多了。
接着又是某地区和外资谈判，条件谈不拢，卡在几个核心条款上僵了快两个月，没办法，国家没开过这个口子，政策上没有条例。后来省里的项目主管突然心血来潮想看看升旗，顺便进行一下爱国主义教育，又慕名吃了一顿烤串，回去后没一个礼拜项目达成。
这些事一桩一桩积累起来，光天的饭馆就被小圈子里戏称为“长老院下辖办事处”。这名字虽然跟开玩笑似的，但也带着实实在在的敬畏。后来，一些不太好过会的项目，或者卡在某个环节上死活推不动的政策，负责人都会先来光天这里报个道，恭恭敬敬地递交一份报告。
熊光明空闲的时候，会听秘书读一下报告的简介。有的项目一听就不靠谱直接拒了，连批注都懒得写。感兴趣的会多听一听，然后让秘书拿笔，他口述一些批注，给予指导方案。有的报告会提出问题，这几个数据来源不清，把调研报告补上来再说。这个技术路线在国内根本没有配套基础，你打算怎么解决？把这些搞明白了再来。
这事前辈们也清楚。有些事不能明着拍板，下面人迂回着干的也不是没有，胆大包天偷摸硬来生米煮成熟饭的更大有人在。堵不如疏，熊光明这样算是潜规则默许了，好歹还给指明方向、画了框框，总比下面人蒙着头瞎干捅出大窟窿强。
正好也能看看他的综合水平，面对千奇百怪的请示，什么该批什么该拒，什么能放手什么必须踩刹车，分寸在哪儿，边界在哪儿。这对一个坐在高位上的人来说，是最好的试金石。
盯着项目具体落地熊光明可能差点意思，他没有在基层做过具体事务，没有管过一个县的财政预算，但标明方向制定目标这一块~~那可太在行了。也告诫那些人，项目给你们批了，你用谁我不管，谁没个三亲六故的，但要对得起自己的党性，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原地解职。不用解释，不用求情，这些都没用。
1990年11月底，莫斯科，大都会酒店。
陈嘉木站在酒店套房窗前，窗外，莫斯科的雪正在落，纷纷扬扬，把整座城市罩成一片模糊的黑白灰。马克思大道上排队买面包的长龙从街角拐到了巷子深处，裹着厚呢子大衣的老人站在雪地里，领口竖得高高的，呼出的呵气在围巾上结了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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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排队的人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呐喊，只有一种被漫长的匮乏磨光了棱角的茫然。斯大林式的尖顶建筑在灰色天幕下沉默地矗立着，楼顶上巨大的镰刀锤子标志被雪糊住了一半，露出另一半生了锈的铁皮边缘。这座曾经让整个世界颤抖的城市，此刻连喘息的力气都快没了。
陈嘉木以“香港卫东集团对苏贸易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抵达莫斯科。与他同行的，除了熊卫东率领的金融团队，还有一批特殊成员---中央调查部的技术专家，伪装成商务随员。
当晚，陈嘉木在套房里，会见了代号“白桦”的潜伏人员。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白桦压低声音。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失败了。商店里空空如也，不是夸张，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老百姓排队买面包要等四五个小时。卢布的黑市汇率已经跌到1美元兑20卢布，而官方汇率还是0.6。这个窟窿迟早要爆。”
（商业汇率1.8，1990年11月1日设立，用于国际商业结算。）
陈嘉木没有说话，只是把茶杯往白桦面前推了推。0.6？苏联的官方汇率一直是用来撑门面的，真实的价格全在黑市上。以前这个裂缝还可以用行政手段强行弥合，现在吗。。。。那裂缝大的把日本填进去都补不上。
他接着问道：“叶利钦那边呢？”
“他正在和盖达尔、丘拜斯那帮人密谋。”白桦递过一份名单。
“这些年轻经济学家都亲西方，正在制定一套激进改革方案，都是在莫斯科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读大的。据说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已经秘密来过两次，没有走官方渠道。”
他顿了顿，把声音压得更低：“他们计划的内容，我们只拿到了一部分。一次性放开价格，全面废除价格管制。大规模私有化，把国有工厂拆散了分掉。让卢布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兑换。这三件事，他们准备在一年之内全部做完。”
熊卫东在一旁快速记录，这三件事听起来像是经济学的标准解决方案。但他也知道，在一个物价飞涨、工业体系濒临崩溃、国家机器已经半瘫痪的环境里，一次性放开价格会发生什么。
忍不住问道：“那卢布会跌到什么程度？”
白桦苦笑，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公文袋里抽出几张手写的表格摊在桌上，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几年苏联的货币发行数据。
1989年货币发行量一千亿卢布，1990年飙升到一千八百八十亿，1991年~~他伸出食指在表格最下方一道铅笔画的虚线上点了点，预计会达到一点二万亿。一点二万亿卢布，当市场上的钱比商品多十倍、百倍，价格会变成什么样？这个房间里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算了一遍，不用算得太精确，结果已经足够让脊背发凉。
房间里沉默了。
